来自 儿童 2019-11-19 00:1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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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睛蓝眼睛,作者逝世

尽管是一部儿童小说,尽管描绘的是呼伦贝尔雅鲁河畔的一个小牧村,小说却充分展示了一幅幅丰厚广阔的人生画境。村里有位善良的独身老人“老信差”郭爷爷,自己住在一间小屋里,却天天起早贪黑地给乡亲们送信。他听说附近天天喊着号子抬大木头的劳改队里,有个打头的右派瘦高李,其妻子要从山东来探亲,他无惧冒风险,为这对苦难夫妻找到临时住处,让瘦高李夫妻过了三天难得的团圆日子。女人临走那天,瓦丽娅奶奶出门送她,这女人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嘴唇抖动,只说出一句话:“俺——真想叫你一声亲……娘——啊!”——小说里许多这类动人心扉的细节描写都是透过孩子们的眼睛得以呈现,蕴藏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和探觅人生的大境界,笔法巧妙多姿。

他80岁生日时 普京总统亲自致电祝贺

2017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领域出版了多套丛书。我印象深刻的有两套:一套为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其中包括来自10个不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10部风情各异的小说;另一套为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青海世居少数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囊括了讲述6个世居于青海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故事的6部小说。

上世纪60年代,正值儿童文学走下坡路之际,海峡对岸的作家们却在开创一片新格局。这并非台湾儿童文学的单项独进,而是整个文学形势的变局。林海音则是当时台湾文坛相当重要的人物。 林海音祖籍台湾,生于日本,1921年3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她的童年时光是在这座古城度过的,她的代表作《城南旧事》是小说,也是纪实的自叙传。她父亲像书中所写的一样,在她小学毕业那年去世了。她16岁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边读书边当实习记者,19岁毕业即任《世界日报》记者、编辑。1948年与丈夫及全家回到台湾。她在短篇集《绿藻与咸蛋》序中说:“我几乎是从上了岸起,就先找报纸杂志看,就先弄个破书桌开始写作。”她的人生离不开笔,一旦离开报纸,她就开始了文学生涯。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先是当短篇写的,如《兰姨娘》发在1957年末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我们看海去》发在1959年4月的《文学杂志》,小说最前面一章《惠安馆》则在她自己主持的《联合报》副刊连载。但其中的人物和生活都是延续的。最后,5个短篇合在一起,她又写了一篇极美的《冬阳 童年 骆驼队》,冠于书前,成为代序。此书由光启出版社于1960年印行,出了两版,1969年在林海音自己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以后就有了十余个不同版本,包括英、德、日、韩等外文版。英文版由后来写了《巨流河》的齐邦媛教授参与翻译。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同名影片,轰动一时。电影充满诗意,品格甚高,曾在国际上得奖。大陆的很多读者就因看过电影而不再读小说了,其实小说除诗意、抒情、怀旧的一面外,更有从童年视角出发的对人生况味的深入而宽广的探察,这后一方面,恰是电影镜头所未能达到的。 关于《城南旧事》算不算儿童文学,在台湾也有争议。台湾教育界有些人习惯于将有注音字母的书视为儿童文学,整厚本不注音的长篇小说则不算在内。此外,《城南旧事》中也确有一些艰深的内容,不仅孩子不易理解,成人也有看不懂的地方。作者创作时,并非只单纯为孩子而写,她肯定也顾及到了高水准的成人读者。但我以为,惟其如此,才使此书成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可能喜欢的第一流的儿童文学。 此书是具备儿童文学的全部特征的,作者以儿童的视角看待世界,用的也是儿童的语言。我们且看她后补的“代序”中的一段描写: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我想,任谁读了这样的段落,都会认定这是一部儿童文学的。不仅开头的“不懂的事我就要问一问”,和最后妈妈的“总是问,总是问”这种无以应对的埋怨,显示了十足的童趣,而且,孩子在问夏天骆驼的行踪时,不说骆驼,而只说“它们”,那种沉浸在自己思路中的突兀,也完全是儿童式的。可见,作者写作时童年的景象是全活的,她自己的语言也经过了童心的洗礼,这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灵感充溢的标志。但真正难得的,却还是从儿童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的广阔、深刻和真实——这是读来让人震撼的。 小说共有5个故事。《惠安馆》写一个深深沉溺于死去的爱情的疯姑娘,她一点也不可怕,只是一直想着那个爱过自己而现在已消失多年的大学生,还有那个被她生出来却又不知去向的孩子。《我们看海去》写一个经常跟女主人公英子交谈的小偷,他诉说家庭的不幸和自己从小没好好念书,鼓励英子要把书读好,临逃跑那天,他还把奶奶传下的一串珠子给了英子;但他很快被抓了,妈妈要英子长大后写写这种坏人的下场,英子断然道:“不!”她不会照妈说的写,她要写课文上的“我们看海去……”《兰姨娘》更复杂,写的是一个妓女出身当了姨太太的同乡,被大户人家赶出来了,爸妈收留了她,渐渐地爸爸对她有了暧昧的感情,妈妈暗暗叫苦,机灵的英子让她和暗藏在他们家中的进步学生认识并好上了,后来二人双双远走高飞。《驴打滚儿》写英子家的奶妈终于要回家了,她到城里来了4年,自己的孩子已淹死两年了却一直不知道,另一个女儿又让她男人送了人,现在想找也找不回来了,她对英子一家很有感情,对英子的弟弟简直视如己出,但她不能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流着泪骑上丈夫牵来的驴,走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写父亲的死,听到消息时,英子刚刚拿了小学文凭回家,她下面有4个弟妹,厨子老高叫她快去医院劝劝妈,又说:“这里就数你大了!”她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她从没这样镇定、安静过。这5个故事,写得含蓄而有分寸,因此就更感人,一篇一篇,都能催人泪下。 写这么复杂的人生场景,儿童能懂吗?我以为,即使不全懂,至少还是能懂一部分的。英子在亲身经历这类事情时,也只是一个小学生。少年小说的读者可以延伸到16岁,16岁的孩子应该已经见过不少成人社会的阴暗和悲喜了。拙着《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在“爱的母题”内专门辟出“父爱型”母题,指的就是那些能让读者看到人生的沉重和复杂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利于他们成长,有利于他们顺利度过由儿童转为成人时的那个艰难的“分裂时期”。有时,因不能读懂,小说中的疑点会成为心中的悬念,这些悬念和儿童的日常观察一起,将帮助他们寻觅人生答案。读不懂的部分可能会更深入地影响他们的人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故事充满内在的惨烈,但作者一点没有正面渲染死亡、暴力和性,她总是巧妙地将它们转到幕后或侧面,而付之以儿童所能接受的场面与氛围。这就是相当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写法了。作者从小受到“五四”新文学洗礼,她很喜欢凌叔华的风格,所以她的作品也有明显的“为人生”的倾向。然而,不管是凌叔华的《搬家》和《小哥儿俩》,还是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它们所表现的人生虽然真实,总还是儿童或少年的世界,既使写到了这一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交接部,毕竟还没有长驱直入地将笔触扩展到成人社会,没有这种以儿童视角将成人世界狠狠开掘一通的野心——《城南旧事》恰恰在这点上作了突破。 前文曾说到,林海音在创作时还有“顾及到高水平的成人读者的一面”,这当然是非儿童文学的一面。儿童文学的突破常常与非儿童文学因素的介入有关——这也是一切突破和创新的普遍规律。而这一面之所以会存在,与当时台湾的文学风气,与“现代派”势力正在成形,与林海音所受外国文学影响,都有一定关系。林海音曾回忆说,当年凌叔华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用英文通信时,伍尔夫一直鼓励她用英文写作,要写自己切身熟悉的事物,要“继续写下去,自由地去写。不要顾虑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很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给中国读者的”。林海音惊喜地发现:“它怎么跟我一向对小说写作的把握,是这么接近呢!”《城南旧事》就是这样真实而充分地写她心目中的北京味儿的。而同时,这部小说又采用了非常严格的单一视角:只从小英子一人的角度去看,去写。传统中国小说的叙事角度是不讲究的,作家往往以全知全能的身份自由进出,“五四”以后虽然出现了第一人称的小说,但正如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说,那时的第一人称“我”往往是故事主角,并且大多是抒情性的作品,包括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等。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探索成人世界的奥秘,并以严格限制的方式把握“我”的思想和见闻,这是一种很西式的写法,它在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中发展到极致。与凌叔华通信并引起林海音惊叹的伍尔夫,正是上世纪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家。细读《城南旧事》不难发现,它其实已吸收了很多“意识流”的笔法,包括记忆的间断和事后的模糊印象,包括现实与梦境的转换,包括心理的跳跃和下意识的突现。形式有时也会决定内容,当作者想表现北京这段忧伤而沉重的生活时,当她受“意识流”的启示而决心用严格限制的单一角度来叙事的时候,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只能是童年的自己的化身——我以为,这正是它最终被写成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注]。 不过,在儿童文学中写因恋爱被抛弃的疯女,写小偷的复杂心理,写从良的妓女,写村妇被丈夫长期欺瞒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跟他走……这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习惯于教育儿童,给儿童画一个美好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来说,实在是太大的突破了。进入“新时期”以后,当电影《城南旧事》已经放映,《城南旧事》的小说稿曾经送到上海少儿出版社的《巨人》编辑部,负责审稿的是思想相当开明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但他拿着稿子,犹豫再三,在读到《兰姨娘》那一节时,终于决定不发了。给孩子读这样复杂的男女关系的故事,大陆的儿童文学界一时还无法接受。这部长篇小说稿后来发在1983年3月号的《文汇月刊》上,那是一本成人文学刊物,是当时大陆文坛思想最为开放的杂志之一。其实这部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堪的或出格的描写,不存在儿童不宜的问题。真正的分歧在于:是给孩子看一个完整的世界,还是只看大人所划定范围的、希望给孩子看到的世界? 《城南旧事》并不是一次单一的偶然的突破,林海音开创的是一种新的创作路数,此后,在台湾出现了不少同类的重要作品。这里只简述一下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三个短篇:《安安的假期》《小毕的故事》和《昨日当我年轻时》,我以为它们都可归入儿童文学。前两篇小说曾改编成电影;第三篇得了“时报文学奖”,后来朱天心的小说集也以此为书名(1980年台湾三三书坊版,收入1977-1980年作品)。朱氏姐妹而今已是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了,这三篇是她们早期的重要作品。 朱天文的《安安的假期》写小学毕业的安安到外婆家度假,他看到小舅舅偷偷与一个女孩恋爱,外公不同意他们结婚,他们住到外面去了,生活一团糟,但仍倔犟地不低头;他看到女疯子寒子不知被什么人欺负了,怀孕了,行医的外公免费为她打了胎,人人都怕寒子,小孩子见了她就逃,她却在危急时刻救了安安的妹妹,现在妹妹和寒子很亲热……小说通过安安的眼,写出了乡村社会的形形色色,世俗气息极浓,有那种“超现实主义”的真和细,但在烦恼人生背后隐隐有人性之美在弥散,行文也充满真切的童趣。这是一篇极优秀的小说,文字简淡质朴而有力,与林海音的温婉的诗化风格很不一样。但从读者的眼光看去,它在构思和个别情节上,还约略有着《城南旧事》的影子。 朱天心的《昨日当我年轻时》写一个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单亲女孩,她处处遭人冷落,后来才知道她母亲是精神病人,跟爸爸离婚后全家出国了。她的哥哥在骑车时遇到车祸死了,她想学骑车,又不敢跟爸爸说。一天她提前回家,发现隔巷子的宋阿姨和爸爸的关系不正常,她不敢看爸爸,找了个借口往外走,心里乱极了,但只感到对不起爸爸。她给心爱的老师写了信,却不敢看他的回信。爸爸好像知道她的心事,悄悄给她买了自行车,还告诉她,以后宋阿姨不会来了……这篇小说也是通过一个孩子来看复杂的人世,但构思上也多少存有《城南旧事》的影子。也许作者并不谙熟林海音作品,可毕竟已是“崔灏题诗在上头”。 三篇之中,我以为,朱天文的《小毕的故事》更为难得,也更为杰出。它合于林海音开创的路数——以孩子的眼睛看复杂的人生,其中的生活场景真实得令人战栗,但故事、人物、人物关系和所有细节,都是独创的。这种独创只能是生活的赐予。小毕和“我”是隔壁邻居,她刚搬来第一天,小毕就隔着篱笆叫她,又当面将一条绿精精的毛毛虫分尸吓唬她;后来他们在同一小学同一班上课,小毕在球队打球,常常夹泥夹汗跑进教室喝一大罐水,留下满室汗酸味。与林海音在优美的诗的氛围中写驳杂的人生不同,朱氏姐妹的这三篇小说,都是在充满原生态的嘈杂肮脏的俗世气氛中,渐渐地、悄悄地透出一点人性美来。尽管二者都不回避人世的沉重,但后者已主动避开了小说表层的文学美的纱幕,从这一点看,年轻一代的朱氏姐妹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显然更深。小毕的妈妈年轻时在一家工厂做事,小毕是她跟工厂领班恋爱时怀上的,但领班有妻室,不能娶她。毕妈妈割腕自杀过,救过来后生下小毕。后来毕妈妈嫁给了大她20岁的来台老兵,她惟一的要求是必须供小毕读完大学。毕家夫妇都是好人,毕伯伯待他们母子特别周到。只是小毕太淘气,书读不好,还不断闯祸,毕妈妈经常给左邻右舍赔不是。进中学后,小毕被分到了成绩不好的班,学抽烟,跟人打架,与不良少年纠缠不清。终于有一天,小毕把给他交学费的钱交朋友花掉了,当晚毕伯伯大声盘问,“第二天毕妈妈开煤气自杀了。” 这是惊心动魄的描写。这样强烈的冲突——是深入内心的强烈而非指外在事件的剧烈——在儿童文学中还未曾见过。处于青春期逆反状态的小毕的不懂事,与这样一个后组合的家庭的尴尬处境,将好心的毕伯伯逼得没了退路,以至说出了“我不是你爸爸,我没这个好命受你跪,找你爸爸去跪!”的气话。前面小毕那句“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儿童读者能够理解,也知道这话里揪心的、致命的分量;但后面毕伯伯那句“找你爸爸去跪”,孩子就未必理解。正是这后一句话要了毕妈妈的命,因为他们夫妻10年从没红过脸,丈夫一直对她好,她因此更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这类分量极重的小说中,有一部分内容小读者一时不能吃透并非坏事,这正像他们看人生不能看透一样。此后,毕伯伯非常周到地办完了后事,又坚强地把小毕带大。他一定要让小毕读完大学,这是他对毕妈妈的承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变得很不讲理。小毕后来去读了军校,再后来,终于长大成人了。 《小毕的故事》才4000多字,发表于1982年的《联合报》副刊,作者是把它当作散文投稿的。它能如此痛彻地表现人生的无奈和青春期的可怕,看来是有一定真人真事作基础的。此文一发表就引起了侯孝贤、陈坤厚两位导演的注意,拍成电影后,叫好又叫座,获得了1983年金马奖的3项大奖。这种在电影中注入更多人文气息与人道关怀的倾向,一时成为台湾风气,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由此而起。 在林海音与朱氏姐妹的笔下,儿童读者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而在同一时期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焕彰的诗中,则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儿童。二者的长处,都在于真实。相对于祖国大陆的儿童文学界来说,它们的出现,都有突破的意味。此间之所以未有这样的突破,主要还是教育的观念控制着文学,既想着自己是教育者,自不免常要为孩子罩掉一点什么,或引导一点什么了。但这不应成为创作思维的起点;惟忠于生活,才可作为原初的、本真的出发点。 [注]萧红的《呼兰河传》也采用童年视角,而且运用了优美的近似儿童文学的语言,但她的叙事角度并不是严格单一的。其第一第二章仍用全知全能角度介绍故乡诸般事物,第三章开始以“我”的角度叙述,到第五章又用了全知全能的写法。在结构上,它也过于散文化,前面近3万字都是散漫的叙述,到第三章才开始进入故事,所以它不可能成为儿童文学,我视之为优秀的长篇散文。林海音写《城南旧事》,可能受到《呼兰河传》的影响,二者在韵味上颇有相近之处。

《黑眼睛蓝眼睛》,陈晓雷/著,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29.50元

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其《作家的幸福》一文里讲过一件事:1987年夏,瓦西里耶夫在访华期间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观众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喜爱之情。在游览长城的路上,瓦西里耶夫遇到的每一个游人都知道这部电影。在饭店吃饭时,瓦西里耶夫询问一位女服务员是否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女服务员激情满怀地说:“我看过两遍!我感动得哭了www.8455.com,!”瓦西里耶夫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对高莽先生说:“你不用翻译了,我都明白了!” 2005年,中俄两国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合作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两国观众中大受欢迎。 成 商

很多少数民族诗人纷纷推出自己的诗集。比如,彝族诗人吉木狼格推出了诗集《立场》,节制、简约的语言写出的是诗人对生活、世界的感悟与沉思。满族作家宁延达的《假设之诗》、撒拉族作家韩原林的《生命之恋》等也值得关注。回族作家祁十木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卑微的造物》,读者从诗行里读出的是“90后”诗人对于世界的复杂态度。这些诗歌既有着可以概称为“先锋”的实验性,也有着从他内心生长出来的、与族群相关的凝重。

《黑眼睛蓝眼睛》重点描写了各民族小朋友间的友谊。他们大都个性鲜活,突显着各自独有的民族特点和生活情趣,带着高山、河流和草原的味道,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意抒情的气息。这是小说又一个显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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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作家彭愫英在散文集《怒江记》中也同样是以自己的脚步在丈量怒江边的滇西大地,并用文字的形式把这种虔诚与情怀定格在了纸面之上。《怒江记》并非简单的游记,她在文字中编织出的是自己对于一条河流、一脉古道、一座古村落、一群远行客的缕缕悼念。现代“速度”逐渐穿透了大山,让曾经的高山阻隔成为远去的背影,与怒江的奔腾汹涌相伴着的盐马古道也卸下了身上数不尽的足印,静默于高原群山中。尽管它沉默了、寂静了,却并不代表被遗忘。彭愫英的行走与记录让这条静默的古道抖落掉历史的尘埃,在文字里慢慢复活,讲出它所承载的数百年的沧桑岁月。

夏铁匠一家三口人也是三代人:瓦丽娅奶奶、夏铁匠、拉丽达,他们就是自祖父辈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域的中国俄罗斯族老百姓。奇诡的是以小火车站长吴正礼的儿子吴胜为首的几个孩子,一见到拉丽达就欺负她,喊她“二毛子!”拉丽达也立即反驳“我是中国人,不是二毛子!”这样的事当然给喜欢思考的呼斯乐留下了问号,为拉丽达打抱不平。夏家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家族,夏铁匠打铁累了,就喜欢吹他的宝贝口琴,有时和老妈瓦丽娅一起唱俄罗斯民歌。有次过圣诞节,他家把邻居、李老师和呼斯乐全家请去,唱歌跳舞,放飞心灵,欢乐的气氛感染了少年呼斯乐的心灵,甚至给他的未来人生铺上了暖心的底色。瓦丽娅老奶奶毕竟生在俄罗斯黑土地,作为俄裔的中国人,她的心里依然怀有一腔乡愁,当孩子们看见她黄昏暮色里遥望北方无语落泪的背影,读者和小主公呼斯乐一样有种异样的感动涌动心头。还有,李琴老师是抗联将军的女儿、师范大学毕业生,她因父亲是在审当权派,只能代父受过下放深山来教书,孩子们格外爱戴自己的美丽老师。她和早已单身的、自己学生的爸爸夏大伯恋爱了,她每次给铁匠写信,都让拉丽达悄悄送给爸爸。这一切如此美好。但在那个年代,呼斯乐即将随父亲离开深山小牧村的时候,善良的瓦丽娅奶奶、夏大伯和可敬的李老师,全都被诬为“特务”“流氓”,关押游斗遭了殃。这是为什么?呼斯乐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疑惑。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土家族作家陈丹玲没有进行远足,在《村庄旁边的补白》中她只是将目光集中于自己的安居之地:梵净山西麓的印江小城。《村庄旁边的补白》写的是个人史,但这一个体背后所承载的却是村庄的历史、造纸的历史。这样的小中见大,在彝族作家左中美那里同样存在,作为一个“从村庄出发”的写作者,她从与安居地密切关联的种种细微之物着手,在《安宁大地》中为那并未完成的“村庄”进行着讲述。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一些零散的事与物来进行讲述,在这看似散漫、随意的拼贴里,我们读到的是作家选择的苦心以及对安居地的博爱。彝族作家布鹰升的《在凉山》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凉山土地几十年来的点滴变化进行深情的书写,文字里满是恳切。

能让读者落泪的文学作品,大体就是一部好书。蒙古族作家陈晓雷的长篇儿童小说《黑眼睛蓝眼睛》就是这样一部书。上世纪70年代初,那场特殊运动的晚期,蒙古族小男孩呼斯乐,在雅鲁河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当这个小男孩离开故乡几十年成为作家的时候,激情难抑,把童年亲身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写了出来。

瓦西里耶夫进入耄耋之年后,仍然坚持写作。据说,他在72岁高龄时学会了使用电脑,随后又在网络世界里畅游。瓦西里耶夫晚年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俄罗斯历史,醉心于历史文章和历史小说的写作。据说,他的长篇新作《否定之否定》颇受好评。

比如呼斯乐和鄂伦春族小表弟库布总是在一起,一对铁哥们。库布出生在传统牧民家庭,小小年纪一身剽悍之气,倔强、执拗。他们看见小蓑羽鹤因干旱无水喝,其生命受到威胁,宁可缺课挨批评,也要给小鹤送水喝,费尽心机就是要把小鹤救活。这哥俩都爱钓鱼,一天大早五点钟库布就去雅鲁河钓鱼,晚七点还没回来,舅妈害怕了,让呼斯乐去找他。呼斯乐遍寻不见,心神不安,一下子跌进水洼里全身透湿,又冷又饿,坐河边睡着了,突然觉得有个热乎乎的舌头在舔自己手和脸,吓得大喊“狼”!撒腿就跑。背后立即传来库布的笑声:“是我,这是黑虎啊!”呼斯乐站住了,小狗黑虎赶忙咬他裤腿示好。在小说里到处是这类溢满童趣的生活细节描写。

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还有一些刊物,是以专号的形式推出一个诗歌群体。比如,《彝诗鉴》在2017年推出两卷,集中收录了约70位彝族诗人的诗作,当下活跃的诗人基本都有收录。以“诗鉴”的形式来对每一年彝诗创作状况进行扫描,一方面形成了对文学现场的追踪考察,另一方面,这样的“诗鉴”也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广意义上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场域中获得了同步的呈现。《佛顶山》连续推出“80后90后少数民族诗人诗选”专号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专号。在这其中,既有早已成名的前辈诗人,更多的是那些并不知名的新生力量,尽管略显粗粝或稚嫩,但也内蕴着新鲜的活力。年轻的文学新军带着来自民间的文学力量,走进我们的视野中,他们在诗歌中或关注世界,或思考自我,以自己的文字写出了不一样的风景。

当然,佳作并不完美却是文学创作的常态,比如这部小说也有些瑕疵,前部分有两章写呼斯乐和库布的故事就显得颇冗长,望再版时做适当删改。

翻译家高莽讲述瓦西里耶夫生前访华趣闻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所选作家来自不同地域的10余个不同民族,是对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画卷的多方描绘,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地域性与多样性。这些作品或是“自传式”的成长故事,或是对当下生活的生动记录,又或是童话式的讲述,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了不同民族生活中的万千世相,其中内蕴着的是童真、童趣,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

《黑眼睛蓝眼睛》的笔触深入到人性深处,真实表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成人大朋友、普通百姓的正直情感和善良心灵,也准确描写了带有这个年代印记的成人和孩子,绘制了一幅幅或斑斓或深沉的画面,给众多少年读者乃至更宽泛的读者层面带来了难得的审美愉悦,留下了引人遐思的想象空间。我看这是此著第三个可贵的特色。

瓦西里耶夫虽说不如索尔仁尼琴那样名声显赫,但显然也是俄罗斯人眼中的文学大师,是俄罗斯政要愿意向其表达敬意的重量级人物。2004年,当瓦西里耶夫庆祝自己80岁生日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致电表示祝贺。普京在电报中说:“您创作了许多沟通读者心灵的作品,使千百万崇拜您才气的人感到您是可亲可爱的人。伟大的卫国战争题材在您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您真挚而热诚地讲述了那个英雄年代和一代军人命运的故事。您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坚定了对善良与人性以及对永恒的精神财富的信念。”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长篇儿童小说《小牧马人》以一个阴错阳差误入歧途的草原少年在辍学后返回草原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为主线,展现了草原少年牧马人阿秀的成长之路。少年阿秀尽管学习上有着很多磕磕绊绊,在学校里也常被坏学生欺负,但他内心一直保持着纯真。而且,作为牧马人后代的阿秀心中一直有着一种召唤,那就是对于草原放牧生活的向往。在一次与母马“花鹿”和它的孩子小马驹“玉鹿”的离家之行中,他和两匹马一起经历了一次艰难却又奇妙的旅程。当他们一起走出迷途,踏上回家之路的时候,也预示着阿秀解开了与姐姐之间的心结,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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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曾影响中国一代人

总之,在201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自我与时代的种种关联,新的文学力量不断在崛起。当然,在看到创作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依然不多。而对于年轻作家来说,如何从自己族群身份经验的单向表达转向与时代做多向度、深度的对话,以及在关注、描写现实的同时进行深层追问,这些都是他们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之所在。

总之,这部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和事件,都是作家用真情塑造的鲜活形象,他们带着森林的露珠、带着草原的花香,灵动地立于读者眼前,让我们过目难忘。就其总体艺术风格而言,我认为他们都是写实的,也是现实主义的,而我还感到全书激荡着一种气息,即浪漫主义的气息,唯美主义的气息,这确是一部丰实、有趣的儿童文学佳作,是一组由群山和草原托举的诗性悠长的蒙古族歌谣。

瓦西里耶夫的葬礼定于14日举行,他将长眠在莫斯科西北部的瓦甘科沃公墓。叶塞宁、奥库扎瓦等著名诗人和作家也安息在那里。

在2017年,马金莲的创作颇丰,除了前文提及的儿童文学之外,还有两本新作《绣鸳鸯》和《难肠》出版。马金莲依然是在用自己平淡如水的语言讲述着乡景、乡情与乡事,妇女与少年则是这些故事的中心,并从其中映射出广博的情怀。在《老人与窑》中,阿訇身上的那种博爱的精神默默地影响着“我”,多年后“我”也成为一名阿訇。不论是《坚硬的月光》中一生承受了无数磨难的奶奶,还是《利刃》中失去爱子哈儿的孤独母亲,又或是《口唤》里一直存在于爷爷深深惦念里的那位救命恩人干奶奶,她们无一不是那片土地之上纯净的代表。这片土地孕育了生命,也塑造了乡民的品格,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延续的力量。

正因为是自传体小说,就与一般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为主的小说不同,把当年故乡曾经出现的一个个印象深刻的人物和事件作为艺术构思的中心,“我”就是亲身经历的参与者、叙述者、感受者。因此,读此书让我经常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和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有趣的是,这三本书中,有两本书《呼兰河传》和《草原》都是用散文化笔法写出来的,陈晓雷的这部小说,也是用散文笔法写就的——其实在此之前,他已坚持散文创作20余年了。总之,这是运用散文化笔法写作的、反映当年现实生活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这部少数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

44年前 他写下这部不朽之作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儿童为书写对象或者是直接以儿童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由她所著的《数星星的孩子》中,“数星星”是这些乡村孩子们闲暇时的娱乐,在对于“星空”的想象中,孩子们感受到的不仅有星月夜的神秘美感,还有对于博大世界的憧憬。这也在主人公尕蛋巴巴心中埋下了“走出去”的种子,这样含蕴着积极向上、努力求索精神的故事对于阅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而言,无疑有着很强的启发性。满族作家王立春则在《蒲河小镇》里用5个不同的关键词或人物结构起了自己的故事,看似松散,实际上却由“我”的视角把整个蒲河小镇上的人、事、物都串联了起来,故事简单,但暗含温情。通篇是年少时的回忆,很少用成年之后的眼光来判断,读起来颇有些《城南旧事》的味道。

又如,呼斯乐和俄罗斯族小女孩拉丽达亲如兄妹般的友谊,更是令人感动。铁匠夏大伯是中俄混血儿,他的孤女拉丽达有一双碧蓝的大眼睛。搬家来到村里的头一天,呼斯乐就住在夏大伯家。热情天真的金发小姑娘拉丽达看家里来个蒙古族小哥哥挺好奇,她看见呼斯乐钻进被窝后,眼瞅着铁匠爸爸坐在旁边抽烟,火光一亮一灭的,眼睛一直瞪着。不一会儿,有只软软乎乎的小手,轻轻遮在呼斯乐眼睛上,女孩轻声说“闭上眼睛”,很快呼斯乐睡着了。两小无猜,这一个小小场景荡漾着温馨的诗意。再看看老人为了养几口猪,让孩子能吃上猪肉,呼斯乐、拉丽达和库布一起拎着筐子,去草原给猪采灰菜的情景,他们忘掉了困难和苦恼,一片欢乐,于是草原变成了温暖的画卷,轻柔的风儿也变为春天的童谣。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不能忘怀:爸爸把一只受伤的小花鹿关在笼子里,说要到大集上卖掉。拉丽达采来许多花和草,它却一口不吃,拉丽达急得掉泪。第二天傍晚,拉丽达和小鹿都不见了,爸爸和众乡亲呼叫着去找拉丽达,原来爬山放走小鹿的她因过度劳累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找到她的父亲被小女儿感动得落泪,她却为放归小鹿回白桦林而兴奋不已。这就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啊!

瓦西里耶夫生于1924年,曾参加卫国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创作了大量长篇和中篇小说,很多战争题材作品取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末,讲述苏联女兵在二战中抗击纳粹德军的故事。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广受好评。其代表作还包括《后来发生了战争》《不要射击白天鹅》《未列入名册》等。 瓦西里耶夫曾获多种荣誉,包括苏联国家奖金、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荣誉和成就”特别奖等。

回族作家叶多多推出了散文集《银饰的马鞍》。作为一个亲历者,她坚持“在场式写作”,这使得她的文字充盈着最为真实的温度。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原山地将深沉厚重赋予了山民。踏足在祖先行走过的路上,近距离触摸历史,在那银饰的马鞍之上,叶多多看到的是山地独有的那种厚重和茂盛的生命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铭刻在山地子民们的骨血深处。

陈晓雷

扬子晚报讯 新华社电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鲍里斯-瓦西里耶夫11日逝世,享年89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表示哀悼。俄总统新闻秘书说,普京向作家的家人表示“诚挚和深深的哀悼”。梅德韦杰夫致电莫斯科作家协会说:“他的作品激励了数百万人,教会人们同情和善良。” 莫斯科作家协会表示,瓦西里耶夫的逝世是俄罗斯文学的巨大损失。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热潮。翻阅本年度出版的少数民族小说,可以看到作家们保持了对现实的多维关注,以文学的温度来审视时代与人心。人间烟火,世态冷暖,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讲述现实世界,作家的情怀与思考也就潜藏于文字之中了。

“世上有一些作家,颇有名气,人们知其人,却很少读其作品,这样的作家是可怜的!世上有一些作品相当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作者是谁,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你,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的作家!你值得骄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似乎可以看作是最贴近于大地的书写方式。自然界中的大地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生命圈,既包括土壤、水和空气,也将生长在大地上的一切生命体纳入其中。居于其中的作家以笔触为印来为大地留迹,也实在可以称作是对大地的贴近。凝视大地与泥土,是这些作家共同的书写姿态,也是散文的品格所在。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两套丛书中其他的作品也都以不同的故事来讲述着对“成长”的不同理解。例如,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在《淘气的小别克》中用自然、亲切的语言以及一系列的小故事塑造了一个调皮捣蛋让人头疼不已却又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形象,其中也折射出了哈萨克人的一些民族性格。景颇族作家玛波的《背孩子的女孩》写的是边地农家女孩在生活重压之下的各种憧憬和挣扎,书写出生活痛感的同时也有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蒙古族作家陈晓雷在小说《黑眼睛蓝眼睛》里写到的是蒙古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的3个少年之间的往事,前半部分写草原、雪原之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童趣,后半部分在童年时光里折射出扭曲时代的种种荒诞,沉重也有希望。另外,拉祜族作家李梦薇的《阳光无界》、土家族作家苦金的《白鹤少年》、维吾尔族作家玉苏甫·艾沙的《绿叶》、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边的彩虹》、回族作家冶生福的《蓝月亮》、蒙古族作家察森敖拉的《天敌》等也都从各个角度书写着儿童世界的美好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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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有着不少的惊喜。5月31日,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公示,我国首套以民族立卷的文学丛书《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名列其中;众多文学刊物刊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首届“土家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项的评选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如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广西民族大学在南宁相思湖畔举办了“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共有来自18个民族的40余位青年作家、批评家参会,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的一次集中检阅。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从不同的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注入了动力,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浮现的文坛新秀,正在以崭新的面目登上文坛,书写出不同的文学风景。这是我们在考察每一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时需要注意的新态势。

对中国读者和观众来说,瓦西里耶夫其人远远不如他的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有名。很少有人没看过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等影视作品。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陪着很多中国人长大的、最重要的“百部电影”中的一部,是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情感经历和人生场景。人们正是从这部作品中认知和感受到了俄罗斯式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

“您创作了许多沟通读者心灵的作品,使千百万崇拜您才气的人感到您是可亲可爱的人。”

壮族作家韦孟驰在小说集《甘蔗林》中,“散点”式地讲述了自己周遭的世界,从故事到行文语言,都有一种粗粝感,带着来自生活的气息。每一篇作品的主人公或者视角都是“我”,有写“我”的爱情、“我”的打工生涯、“我”的童趣,或者是“我”眼中的各式生活面貌,似乎所讲故事均为自己之事,即使小说中讲述者、主人公并非是“我”,但总能读出那种隐藏于其后的“我”的气息。这些小说语调平淡,故事也很少有大起大落,讲述者也似乎漫不经心,但是包裹在这平淡无奇中的故事很多让人读后顿觉心酸不已。作家在不动声色中就将整个生活都推到了我们面前。

这部小说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讲述了几个女兵在二战中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故事。1942年初夏,在俄罗斯白海运河地区,一组企图破坏铁路线的德国伞兵与守卫在那里的女兵班相遇。女兵丽达、冉妮娅、丽扎、索妮娅和嘉丽娅相继牺牲,而德军也无法摆脱被歼灭的命运。女兵们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运输线的安全和俄罗斯村落里静悄悄的黎明……

在2009年11月26日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年度颁奖典礼上,瓦西里耶夫获得了“荣誉和成就”特别奖。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时年85岁高龄的瓦西里耶夫登台领奖时,全场嘉宾起立并长时间鼓掌,向这位以“描写战争中普通人命运”而著称的文学前辈表达爱慕和尊敬。

关注现实以及其中的普通人,是这些作家在创作中一个重要的聚焦点,在书写现实面貌是怎样的同时,他们也都普遍呈现出了对现实生活何以如此的追问,而如何更进一步地去追索潜藏于平常生活碎片中的幽微并以文学的方式审视人性存在,将是这些作家努力的方向。

1969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前苏联《青春》杂志上发表,在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轰动。1972年,这部“遭遇街谈巷议”的中篇小说被导演斯-罗斯托茨基搬上银幕,并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影片获得197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奥斯卡提名和全苏电影节大奖。瓦西里耶夫的名气随着小说的成功而大增。

由曹谁所创作的《雪豹王子》则以童话的形式讲述了可可西里动物世界中的雪豹王子强巴的成长之路。原本宁静、美丽的可可西里,随着人类的进入,这里的静美被猎枪的血腥打破了。在失去父亲之后,雪豹王子强巴带着使命开始了拯救家园、守卫圣境的漫长之路。这毫无疑问正是对强巴成长历练的刻绘,作家也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悬念:雪豹王子最终能否赶走江吉和豺狼,拯救卓玛,恢复可可西里的美丽家园?这样没有给出结局的设置在给阅读者留下悬念的同时,也有对阅读者继续思考、寻求故事背后寓意的鼓励。

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众多刊物,推出了一系列优秀诗人的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展现出非常旺盛的创造能力,以各具神韵的作品展现了自己的风采。

现实的故事精彩纷呈,而历史的幻魅也同样值得探究。将目光投向民族历史的源头,去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确证民族文化在场最为有效的书写手段。因此,少数民族作家们带着对历史情怀的追寻,将书写的笔触指向族群历史烟云之中。彝族作家英布草心推出了“彝人三部曲”之第一部《第三世界》。在这里,英布草心精心建构的彝族历史空间已经初见雏形。小说颇有以文学为彝族立史的意味,实际上这样的写作观在英布草心之前的两部小说《玛庵梦》《虚野》中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表达。不管是法师还是土王,都在走走停停中走进了彝族氤氲的历史烟云中。在小说中,鲁从一个普通人开始一路成长,经历了小法师、带兵官、大首领的身份更迭,最后成为彝族土王,鲁一生的荣辱浮沉照见了三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和人事更迭,也照见了彝族的悠远历史,而在小说中时隐时现的“在路上”的思考也让这样一部“史诗”具有了向深度开掘的文学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不仅仅是英雄的战歌,也同样是一曲民族的颂歌。

彝族作家阿微木依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出山》。她的写作并不花哨,平实的语言加上平实的故事,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实”感,在写一群山里人平常无奇生活的同时也有她自己默默的怜悯包裹于其中。如《出山》中对奶奶几次“出”与“不出”之间的犹豫的描写,实际上写出的是一种老无所依的无奈痛楚,尤其这样的故事由“我”这一个儿童之视角来讲述,单纯眼光中看到的老年人孤苦无依就显得格外震动人心。当然,在这样的“实写”之外,也有着虚实真幻起起伏伏的试验手法,如《边界》中对陈老妈妈死后之事的想象,似真似幻;《牧羊人》里张果子爱情故事的奇幻色彩,这些都让小说有了先锋的气息。

羌族作家羌人六在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中,以“文学地理学”式的叙述,对自己故乡“断裂带”上的人与事进行了多向度的扫描。现实的地震早已过去,人心里的地震却一直都在隐隐作痛。集子里的小说基本都以经历了“地震”的人们为主角,写出的是不同个体在心灵阵痛之下的各种挣扎与奋斗。小说的语言很有质感,这大概得益于作者写诗的经验,而言语中又包裹着这些个体生命的痛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了。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年轻作家成为中坚力量,特别是“80后”作家,迎来了写作的丰收期。而很多“90后”新锐力量也迅速崛起,无疑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学活力。回族作家宋阿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内陆岛屿》,语言的精致与细节的充沛都体现出这位年轻作家的文学素养,而阅读过程中那在实感的漫溢与虚感的轻盈之间的切换又透射出作家自身对于多向度文学传统的汲取、融合。蒙古族作家苏笑嫣出道很早,《果粒年华》是对她多年写作生涯的总结,关于青春、成长中那些朦胧、不可言说的或酸或甜的滋味的发现,也让她在青春写作中获得了独特的标志。

这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不但有着对“成长”主题的深切描绘,也有着对童年美好往昔的怀恋与镌刻。儿童的世界本就是充满了各种奇妙与可能性,这些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又让故事充满了异域的精彩。这样的阅读对于本民族儿童是一种熟悉的亲切,对于其他民族的儿童又是视野的拓展。一方面,从“书内”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中共同含蕴着的对于“真善美”的诉求,让阅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教育,这大概可以说是两套书的最大亮点;另一方面,在“书外”,这样的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无疑又是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补充,正如学者张锦贻所言,“10个作家写10本书,书写各自熟悉的生活,采用各自擅长的艺术方式和民族语言,可谓百花齐放。可以说,这套‘书系’试图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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