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儿童 2019-11-19 00:1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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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心为儿童讲故事,孤独的姿态

丰子恺的《小故事》,是他亲自编写、誊抄和装订的故事集,是一位父亲给孩子讲故事的手抄读本,蕴含着他对中国儿童讲故事的艺术匠心。

《徐芒耀的油画世界》连载9

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庭,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人就变成家庭……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澎湃新闻/李勤余

《小故事》中有丰子恺自己的阅读轨迹——这些故事基本都来自《说苑》《东坡志林》《二十四史》和《虞初新志》等古典作品,这得益于他的阅读习惯:他平时阅读古文时,就把一些好玩的、有意义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抄写在特制的“缘缘堂制笺”上,有空的时候就读给孩子们听。据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回忆,这本自制的“小故事”手抄本,当年大受儿童们欢迎,经常被借阅,是丰家的“热门书”。

【回顾(三)与上海画坛的某种可能性】

                  ——丰子恺《东京某晚的事》

2018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他是一位通才,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子恺漫画”与“缘缘堂随笔”,更是他留给国人的两件瑰宝。时至今日,丰子恺的作品仍然让我们回味无穷。童心未泯、闲散隽永,是他的创作风格,要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形容,那就是佛系。这种风格的形成,当然和丰子恺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位文艺大家,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儿童心理、儿童命运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成就,自是有目共睹。只是,丰子恺先生的教育观在时下的教育环境之下,是否还能吃得开呢?

小故事,在丰子恺这里,意味着篇幅短小、结构简单却含义隽永的短篇故事。这本书中,有囫囵吞枣、晏子使荆、扁鹊治病、朱买臣休妻等耳熟能详的古代历史典故,也有让人大开眼界的桃核念珠、跳高绝技、吃烟献技等古代奇技,同时也有画风筝、剪发图、高岱受骗等等富有幽默诙谐色彩的日常生活故事。其中既有蕴含着古代伦理的教化典故,也有着志怪奇侠历险,题材选择较为多样,包含了适宜不同年龄段儿童口味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源于儿童并不熟悉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和史著作品,与热门国学读物《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等相比,显得更冷僻。但也因为这样,才更能丰富当下儿童的阅读选择,同时,让适龄儿童,在西方的绘本之外,能更好地与中国古典文化中丰富的智慧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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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受教于传统中国国画,对徐芒耀的启蒙、传承和影响,这里涉及到两个人,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系,促使了徐芒耀对绘画的兴趣。

生在一个时代,大的环境当然重要,但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同样很重要。

徐芒耀祖籍浙江崇德(现为桐乡市)。据家谱记载,徐氏家族鼻祖可追溯到明代中期,是从衢州迁至崇德郊外九里塘隐居的徐思椿。到了明末清初,徐氏家族在崇德县城渐成一大旺族。出众者为六世徐克祥,生有三子,除老三徐著谦鲜有文字记载外,长子徐宝谦和次子徐福谦皆有传记和著作传世。

其中徐宝谦清咸丰年间,曾任庐州知府。嗜书画,善鉴赏,间写折枝花卉,饶有书卷之气。兼学医学,尝辑刊《斋汇选简要良方》《灸法心传》两书,著有《琴音室诗稿》《倡和雪泥集》《花韵轩鞠令谱》。

徐福谦得县令不就,改教职,历署海宁等县教谕,诰封资政大夫,晋封通奉大夫、户部郎中。以能诗名,著有《盟梅山馆诗存》四卷,遗诗辑存三十二首,其中歌颂崇德县城的《语溪十二景》最脍炙人口。生有二子,一为官山东补用道,一为江苏候补知县。

子孙中有秋瑾挚友徐自华和负有才名的徐蕴华,有民国时期陆军少将徐益柟,有中国当代民族学研究的先行者徐益棠,有词曲名家徐益藩,有篆刻名家徐畅等均出其门。

祖上与著名艺术家、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一家结为亲缘,丰子恺先生姑妈丰针,字黹红,号绣常,石门湾丰家才女,自小喜学针线,能凭空剪出“吉祥如意”、“福禄寿喜”等数十个字画品种,还能在绸布上绣出各种人物花卉,尤其擅长绣蝴蝶,色彩鲜艳,精致细巧,人称“丰蝴蝶”。丰针嫁入徐家,系徐福谦长子徐多坤的继室。

徐受升之子徐山民即徐芒耀父亲,早年到上海求学,后在上海谋取工作,成家立业。最初教授国语,后从事电影音乐创作。虽然这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没有人从事绘画,但是在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徐芒耀却对绘画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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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芒耀父亲徐山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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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十年代时徐芒耀的母亲

在这个兴趣逐渐浓厚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就是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

由于祖上与住在石门湾的丰家是姻亲,按辈分丰子恺是徐芒耀父亲徐山民的表叔。后来徐山民到上海求学,并在上海成家,但联系仍较密切。

而丰子恺一家自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鬼子轰炸石门那天开始,丰家十口西下逃难,在外颠簸流离九年之后,从南京到达上海,后又辗转到石门、杭州、厦门等地,于1949年4月来到上海,先后寄居于学生张逸心、钱君匋和开明书店老板章雪村等人家中,最后在上海陕西南路三十九弄购得一处房子,取名日月楼,从此结束了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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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丰子恺先生照片

丰家移居上海后,战乱中失去联系的两家又开始了来往。当时五十三岁的丰子恺画了《绘画鲁迅小说》交万叶书店出版后,开始自学俄文走翻译这条路,译出了不少当时十分需要的中小学图画音乐参考书,还有一些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就靠微薄的稿费维持。1953年4月,丰子恺受上海市长陈毅之邀,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从此每月有了约一百元的固定收入。第二年丰子恺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6月,已退休在家的丰子恺,在再三推辞之后,仍被推选为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但他坚持提出不受工资。正因为丰子恺的艺术成就和和蔼为人,丰家的日月楼经常高朋满座。

徐芒耀父亲每次去丰家,总会带回来丰家的一些故事,有逃难途中发生的各种经历和丰子恺五十三岁自学俄文等趣事,徐芒耀姐弟在聆听中,对丰先生日渐产生了敬仰之心。当时,丰子恺早已闻名上海,尤其他小品似的漫画,不仅得到文艺界人士的认可与赞美,而且也获得了大众的喜爱,一时间学习描摹丰子恺的漫画颇为风行。就连上海的儿童都很熟悉他的漫画,几乎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地步。

其中丰子恺对儿童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两方面:儿童刊物和中小学生的国语教科书。

民国时期,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据1936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的调查统计,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图书达5721种,而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仅464种,上海出版的图书要占全国的90%以上,仅商务、中华和世界三家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就占到全中国整个出版物的60%以上。上海更是图书消费的重镇。据统计,1937年上海出版的杂志共320种,其中儿童杂志约十四种,儿童刊物的出版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丰子恺为众多书局特别是出版儿童读物的开明书局从事装帧美术工作,给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刊物《小朋友》等杂志画插图,他的儿童漫画风格颇为盛行。热爱孩子,是丰子恺创作儿童漫画、写作儿童故事的主要动机。他在《子恺漫画选》一书的自序中回忆往事时说:“我同一般青年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在《梦回缘缘堂·丰子恺》中说:“父亲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他发现儿童是世间最富有灵气的人,在儿童身上看不到成人中的虚伪、丑恶。成了儿童的崇拜者,描写儿童,讴歌儿童。”正因为丰子恺热爱孩子,并懂得儿童的情趣,所以他用漫画来表现儿童生活的插图,深受小朋友读者群体的喜爱。

丰子恺最大的影响力则来自中小学生的国语教科书。1932年由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发行的《国语课本》,里面的文字和插图便是由丰子恺书写和绘制的。为了能方便儿童阅读学习,这本教科书在整体设计上,丰子恺选择了一种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与生活情趣的风格,即文字采用毛笔书写的大号字,插图用简练的漫画笔法,勾勒出寓教于乐的画面。而在文字与插图的编排上,丰子恺也煞费苦心,有别于一般教科书与儿童读物图文相分离的编排方式,每一行文字的位置、长短由页面上插图所占的空间决定,页面上文字的安排方式就像是国画上的题跋,只在画面空余的地方书写文字,插图与文字构成了一个画面的整体,叶圣陶称赞这套课本是“诗词和画的结合”。这种巧妙的编排方式,深受欢迎,先后印行四十余版次。

徐芒耀作为这支庞大的小朋友读者群体中的一员,自然也不例外,也是丰子恺的忠实读者。加上亲戚的特殊关系,在日常的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更深。

让徐芒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那年,父亲特地带他去登门通告。当时的情景如今依然记忆犹新。

那次,徐山民父子来到长乐路的丰先生府上。大门开着,客厅里宾客满堂。丰子恺从客厅走出来,看到他们父子,笑吟吟地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去坐坐。徐芒耀父亲也是儒雅之士,很客气地说:“表叔,您那么多朋友,就不进去了。今天我带老四来想看看您,告诉您一声,他考上浙江美院附中了。”

“啊吆!是真的?”丰子恺满脸喜悦,又问徐芒耀:“你考上了?”

徐芒耀说:“阿爹(方言叫爷爷辈的长者叫阿爹),是。”

“你等等噢,我拿样东西。”丰子恺说完,就上楼去了。

不一会,丰子恺拿了一卷画送给徐芒耀,还邀请他“下次来吧”。

徐芒耀回到家里,打开一看,是《春》《夏》《秋》《冬》四幅画,有一幅他印象特别深,画的是在断桥边上放风筝,一看像漫画,还是和书本上的插图风格差不多,像是用毛笔画的连环画,脸上没有眼睛鼻子,寥寥几笔就把神态画出来了,而且颜色也很简单,边上落款的字也很有意思。那时,徐芒耀已在学素描和连环画,对画画有了一些初步的专业知识。可惜在“文革”期间,保存在家中的这四幅丰子恺的真迹找不到了。

后来徐芒耀离开上海到杭州求学,尽管拜访丰子恺先生的机会少了,但是丰先生的为人处世和艺术成就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

【诚邀关注连载10】

看完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还不过瘾,于是赶忙上网查看相关评论。其中有人这样说,“丰子恺其实是很孤独的。他喜欢儿童文学创作,倡导成年人向孩子的童心迈进,然而我们并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内心深处,也不了解孩子们。”好精辟的见解!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是呀,丰子恺他的确是孤独寂寥的。

深受西方现代艺术启蒙并有五个孩子的丰子恺,用“喜欢儿童”来形容已然不够。或许我们可以说,丰子恺先生一生都是“崇拜”儿童的。在他的作品中,儿童是永远的主角。因为在他看来,儿童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和不免世故虚伪的成人比起来,要可爱得多。

童心是丰子恺最为珍惜的特质。他热爱孩童的天然、纯真,也乐意陪伴孩子每一刻的成长。所以他发现了给孩子讲故事这件事的学问——“故事原是大人瞎造的,但小孩却认真地倾听。这一点是世间的母亲所必须深信又留意的。”但在实践中,父母们常常苦于记不住故事全文的逻辑与次序,又不愿意照本宣科地朗读,让孩子失去听故事的兴味。丰子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如何讲故事下了一番研究。1929年,他写《幼儿故事》一文,从自己经验出发,提出“如何给孩子讲故事”,再通过学理性反思、故事模型归纳和结构分析,探索给儿童讲故事的方法:用故事类型学思维,将儿童故事拆解和分析,方便记忆和领会,然后根据这种结构类型的相似之处,寻找适合自己孩子口味的故事,进行填充。儿童故事的结构是骨骼,丰富多彩的细节是血肉。骨肉亭匀的小故事,才是儿童喜爱,并对其成长和发展有所助益的精神养料。正如丰子恺所说,“我们要自己造故事,可先定格式,考案材料,列一个这样的图标,把它描写成一个故事。”某种意义上,《小故事》就是丰子恺给自己孩子开出的一份中国古典故事书单,同时也是他讲故事的“原始材料”。这些故事或温馨,或有趣,或隽永,在丰子恺声情并茂讲述之中,深得丰家儿童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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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在《缘缘堂随笔·告母性》一文中写道:

丰子恺后来在散文中写道,“丧失了美丽的童年时代,送尽了蓬勃的青年时代,而初入暗淡的中年时代的我,在这群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觅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他沉醉和痴迷在孩子的世界里,带着对普天下孩童的关怀,为这世间所有的孩子,制作出这样一个充满匠心与艺术气息的“孤本”,并带领他们重返中国古典时代的那些美好精神。

丰子恺老先生是一个十分喜欢儿童的人,他不仅钟爱自家孩子,甚至挚爱天下一切儿童。他喜欢儿童,不是仅仅流于口头,而是渗透在时时刻刻的实际行动中。他的漫画,他的生活,都留有大量与儿童相关的内容。出于对孩子的爱,才创造了漫画这一艺术形式。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孩子的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 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

丰子恺十分看重儿童世界的真纯。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他就说:还写道: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孩子们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率真的表现,都被丰子恺认为是“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他还不止一次表现出企慕这种孩子生活的天真,艳羡这种孩子世界的广博。每次和孩子在一起,丰子恺都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兴奋得如痴如醉。他认为,世间若是缺失了孩子这份率真,这颗童心,这种想象,恐怕我们人类到今日还在茹毛饮血呢。他的心都被孩子占据了,是孩子给了他感性,理所应当的,描绘勾勒这些感性,成就了他的创作。可以说,孩子的率真世界,既是他欣赏的,也是他刻意追求的,真率构成丰子恺创作的一大特色。

丰子恺对赤子之心的推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贽的“童心说”。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教育观。如今,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社会规则,似乎才是家长们更关心的问题。久而久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而拥有“童心”之人,反倒会成为社会中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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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之所以对儿童及儿童世界钟爱有加,源于他对成人世界的体悟与认识。他多次说过,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都虚伪卑怯。他感慨自己比起儿童来,眼睛已被世俗污垢所蒙蔽侵蚀,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成人世界,因为受现实生活和世间俗务限制,所以非常狭隘、压抑、苦闷。但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相对广袤、自由。 他的喜爱儿童,是因为自己初尝世味,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诸多虚伪与骄矜,他眼中的成人大都已丧失本心,只有儿童天真烂漫,至情至性。所以他自己崇拜儿童,同时他又希望大家切不可失去童心。如若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谐而幸福。丰子恺说,他愿意成为一个老儿童。他甚至觉得自己有双重人格,一个是近知命之年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力的老人,一个是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当看到谷崎润一郎评论自己的文字后,丰子恺承认自己是个孩子,是个四十九岁的孩子,并感慨说,在中国“孩子”真是太少了。

《缘缘堂随笔》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丰老的这番苦心追求,红尘俗世中的我们又有几人知悉明了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年人在俗世中都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名缰利锁已捆绑了一代又一代人。佛语云:心是个口袋,什么都不装叫心灵,装一点叫心眼,多装时叫心机,装得太多就叫心事。成年人的内心没有孩子的内心那般干净纯粹。人大了以后,眼睛里的清明澄澈也不再如孩子,孩子眼中看到的都是干净的东西。随着阅历一点点增加,年龄逐步成长,一点点往眼睛里增加看到的东西,神眼深了,沉了,清明澄澈也被渐渐地遮盖住了。

那么应该如何培养儿童,呵护好珍贵的“童心”呢?早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丰子恺,极为欣赏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在他看来,只要能引导孩子以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控制自身的占有欲,就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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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未免太过理想主义。须知,在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中,如此教育或许可以奏效。但在利益关系无处不在的成人世界中,我们又如何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丰子恺认为,唯有艺术,才能救世人于水火之中。在《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读〈教育艺术论〉》中,丰子恺写道:

在丰老心中,儿童与神明、星辰、艺术占有同等的地位,这些元素共同占据了他的心。因了这颗真率的童心,丰老为我们创造了精美的的随笔、漫画作品,至今还在打动着我们的心。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丰老的作品恰如一汪清泉,让我们纯净、清醒。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丰老无论在书画方面还是写作方面都名扬后世,但想必丰老的心一定孤独寂寞。在成人世界无处容身,与孩童世界又格格不入,人们不理解他。而他为人质朴,不会左右逢源,不会八面玲珑,亦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因此他十分鄙弃成人世界的虚伪与奸诈。或许,他急于摆脱现实的苦闷与虚伪,也是他皈依佛教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我们谁都怀着这苦闷, 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 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 即“生的欢喜”。艺术的境地,就是我们大人所开辟以泄这生的苦闷的乐园, 就是我们大人在无可奈何之中想出来的慰藉、享乐的方法。所以苟非尽失其心灵的奴隶根性的人,一定谁都怀着这生的苦闷,谁都希望发泄,即谁都需要艺术。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 可以瞥见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

欣赏艺术自然是无功利的。更重要的是,艺术创作来源于情感,反过来,艺术作品又可以产生情感。在艺术的海洋里,个体不仅可以暂时忘却俗世的烦恼,更可以得到品性上的提升。

值得玩味的是,时下孩子所受的教育中并不缺乏艺术的成分。相反,弹琴、跳舞、绘画、书法……如今的孩子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与丰子恺的教育理念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现在的艺术教育中随处可见功利的痕迹。孩子们所接受的艺术熏陶,为何脱离了丰子恺先生的设想?这实在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呵护童心也好,反对功利也罢,丰子恺教育理念的最精要处还不止于此。杜威曾经说过:“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心里面去。”也就是说,传统教育只是把儿童当作幼稚的成年人来教育,而没有尊重儿童独有的个性和心理。而丰子恺的儿童本位观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儿童的真性情是可以匡正成人社会的一剂良药。这对数千年来尊崇儒家等级制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颠覆意义。

不过,假设丰子恺先生今天还在世,他能否顶住重重压力,践行自己的教育观?眼见着孩子的成绩直线下降,温润如丰子恺,会不会也沦为小区里怒吼的老父亲?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丰子恺的教育观中,也有两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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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漫画

一是,对旧式生活的怀恋容易让丰子恺过度浪漫化。在《车厢社会》一文中,丰子恺曾写道:“我巴不得乘火车的时间延长,常常嫌它到得太快,下车时觉得可惜。我欢喜乘长途火车,可以长久享乐。最好是乘慢车,在车中的时间最长,而且各站都停,可以让我尽情观赏。”先生的小资情调很足,但在强调效率的当代社会,这种惬意的生活方式就未必适合了。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不难看出,当代工业社会的艺术正在不断向大众化的方向靠拢。高雅艺术尚且面临生存危机,丰子恺的教育理念,恐怕也是曲高和寡。

二是,对社会差异认识不足。前文谈到,丰子恺先生很注重生活情趣,说到底,还是与其家境优越不无关系。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观。因此,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他认为是“缘”操纵人的命运,左右人的生死,而且这些生死之命全非人力所能把握。在《秋》中,“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概而言之,丰子恺先生更愿意相信宿命论,而看不清社会阶层差异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

拿今天的教育环境来说,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教育观固然高大上,却不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无论从经济还是时间角度上来说,家底不够殷实,都无法实践丰子恺的先进教育理念。

当然,以丰子恺先生的个性和底蕴,因为教育问题而大动肝火的可能性极低。事实上,真实的历史显得更加残酷。“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人到中年的丰子恺在1935年2月4日写下了《谈自己的画》。他的孩子终究没有完全保住“童心”,受到了社会的束缚与制约,而他也遭遇了理想幻灭和中年危机。自此以后,丰子恺很少再创作儿童散文及漫画了。他在文章里头哀叹,“无心再来赞美那昙花似的儿童世界了”。天真、渊博如丰子恺先生,都禁不起现实生活的蹉跎,不由令人担忧,孩子们的赤子之心是否注定会在成长中丢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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