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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上市,出名艺术学家董志龙谈小村经济是友

摘要: 继《人民币崛起》《资本革命》《资本农民》之后经济学家董志龙又一力作! 好书推荐网12月15日书讯:近日,董志龙新书《财富中国》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董志龙,男,浙江东阳人,1966年8月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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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 黄亚生 (进入专栏)  

2019年3月13日人民传媒北京总部报道,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中国资本论坛秘书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法治政府》(社会保障积分制与国家治理体系)著作者、人民出版社《资本农民》著作者、中国民族品牌文化委员会副主席、人民传媒总裁兼总编辑董志龙接受两会记者采访,董志龙就小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发表独家观点。

莫翔  

继《人民币崛起》《资本革命》《资本农民》之后经济学家董志龙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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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董志龙提出,目前全国有许多省市的农村在进行小村并大村的行动,大村侵占小村的利益,让农民“上楼”,让农田抛荒,使中国的村落在渐渐消失,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根基,自古以来,农民稳定天下稳定,如何保护好全国小村庄,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经济模式又一次大拷问,发展生态农业,提高优质农产品,发掘出更多的原产地农产品,丰富小村个性文化,留住小村青山绿水,是乡村振兴又一大命题,有许多人天天在喊给农村小村解决问题,却在行动中什么政策也不愿意给,只想把政策红利给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掠夺式的把小村经济廉价占有,转手倒卖变成利益集团的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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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网12月15日书讯:近日,董志龙新书《财富中国》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董志龙,男,浙江东阳人,1966年8月28日出生,研究员、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第一届至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秘书长、中国资本论坛秘书长。发表及出版作品主要有:《人民币崛起》《货币大战》《资本革命》《资本农民》《面对中国转型:绿色新政》《面对中国转型:民生理财》《地球告急》《舌尖上的安全》《拯救人类危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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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财富中国》是经济学家董志龙继《人民币的崛起》《资本革命》之后的又一思考,之所以用了《财富中国》这个名字,是希望从财富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以及透过财富去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财富中国》以财富为视角,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一次全景扫描,并以此来丰富与完善我们的财富观念,增强财富社会建构的自觉意识,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是如何起飞的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把中国经济起飞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依据这种观点,中国经济起飞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即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对外贸易开放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以外资为主体、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为中国的数百万农民工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由此广泛地减少了贫困。有关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种观点则强调内部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农村和内陆地区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包括农业价格体系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以及由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的农村工业的发展。

2019年3月13日人民传媒北京总部报道,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中国资本论坛秘书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法治政府》(社会保障积分制与国家治理体系)著作者、人民出版社《资本农民》著作者、中国民族品牌文化委员会副主席、人民传媒总裁兼总编辑董志龙接受两会记者采访,董志龙就小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发表独家观点。

  总体上,中国自下而上的变革的确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仍旧举步维艰。中国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变革所带来的成就,而非仅仅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所带来的收益。

内容提要

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一个富强的中国渐渐露出健壮的身姿!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水平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中国经济增长仍存在巨大的潜力,财富增长方式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发展仍存在许多变数。本书将以财富为着眼点,跟踪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轨迹,探讨财富增长的模式与未来经济发展的策略,为读者描绘一幅财富中国全景图。

  中国早期的外部改革在政治上意义上是非常深远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当时存在很大的意识形态争议。所以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改革派领导人对保守派的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国外直接投资的进入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国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必须通过政策和法律框架明晰的改变而引发的经济现象。文革结束仅仅三年,中国政府就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承诺保护外国财产的安全。这一举措在政治上是极具开创性的。

著名经济学家董志龙提出,目前全国有许多省市的农村在进行小村并大村的行动,大村侵占小村的利益,让农民“上楼”,让农田抛荒,使中国的村落在渐渐消失,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根基,自古以来,农民稳定天下稳定,如何保护好全国小村庄,是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经济模式又一次大拷问,发展生态农业,提高优质农产品,发掘出更多的原产地农产品,丰富小村个性文化,留住小村青山绿水,是乡村振兴又一大命题,有许多人天天在喊给农村小村解决问题,却在行动中什么政策也不愿意给,只想把政策红利给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掠夺式的把小村经济廉价占有,转手倒卖变成利益集团的高收益。

  

章节试读

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初期涉足商海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 当时的中国社会悄然涌现出一批声名显赫全国闻名的乡镇企业家。诸如江苏的吴仁宝, 浙江的鲁冠球、徐文荣、步鑫生, 内蒙古的牛根生……每一位都有一个讲不完的财富故事, 每一位都是当时社会津津乐道的财富标杆。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财富意识与财富的增长, 就是从改革初期这些乡镇企业起步的。与稳定的国企经营相较,乡镇企业的飞跃式发展更能代表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的财富效应。所谓乡镇企业,就是在乡镇一级政府的管理下,根据当地的经营环境所办的企业,有着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之外的另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它们所经营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企的不足,具有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缓解商品匮乏的作用。当时的乡镇企业,也是后来称为民营经济的原始雏形。与20 世纪80 年代初兴起的个体经营者相比,当时的乡镇企业具有很多个体经营者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改革之初,乡镇企业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具备相当程度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营规模远非个体经营者可比。其次,当时的乡镇企业是各级政府部门着力扶持的经济体,在项目审批与企业贷款上享有很多优惠。当时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扶持乡镇企业的举措就有“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具体扶持政策。而个体工商业者以及个体初创的企业,在这方面却无法与乡镇企业相提并论。当时,政策指导下的乡镇企业在发展思路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倡导的是“租赁经营”“承包经营”“优化组合、能人治厂”, “能人”的报酬可以下有保底,上不封顶。挖人,找项目,跑贷款,几乎是当时的乡镇企业都曾经历过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财富增长来说,改革初期的乡镇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财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段时期,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浪潮,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走出来,开始进入商品生产领域。这对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乡村工业化以及小城镇建设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中国农村特别是具有先天优势的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村开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涌现出诸如“苏南模式”“横店模式”以及“义乌模式”等新兴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1997 年底,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已达2万多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 还多。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创造的财富极大地改善了农村面貌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但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如中国农村工业。在外商投资的鼎盛时期,国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雇佣了1800万员工(2010年的数据)。相比之下,即使在处于低谷的197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数量也已达到了2800万员工。在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1.54亿,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30年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但在这个减贫过程中,国外直接投资可以说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在1985年,外资企业就业仅为6万人,1990年也只有66万。但同时期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6980万和9270万(国家统计局,2011)。

著名经济学家董志龙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给中国的农村小村充分的发展权利,要把小村逐步完善为有特色的小村,可以根据小村的农民人数、资源情况有效的整合成新型的小村经济模式,政府部门要建立健全每个小村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的个性化、电子化档案,为编织中国小村文化、旅游、生态、民宿、民俗、养老、特色农产品一体化的安全网进行有效的服务。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难题,分析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并探讨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对于中国顺利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将具有启示作用。

专业点评

《财富中国》是经济学家董志龙继《人民币的崛起》《资本革命》之后的又一思考,之所以用了《财富中国》这个名字,是希望从财富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以及透过财富去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财富中国》以财富为视角,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一次全景扫描,并以此来丰富与完善我们的财富观念,增强财富社会建构的自觉意识,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可以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起飞和之后20年的大规模的减贫完全得益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内部改革。外部改革的贡献极其有限。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那些所谓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必备特征--比如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商主义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汇率高估。除了1982年、1983年和1990年,中国的贸易在1980年到1990年间均为逆差。(相反的是,自1989年以来,除了1993年,中国每年都出现贸易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型,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0%以上。相比之下,近几年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35%。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边界——社会主义制度

  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如何起飞,需要对它的农村发展有准确和详细的认知,尤其是以乡镇企业崛起而带动的农村工业。许多中国的学者认为,乡镇企业拥有与众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即它们是由当地政府而不是民营企业家所有和经营的。一般经济学文献认为,政府所有的企业是低效率的,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乡镇企业是地方政府国有的认知,加上对中国政府严格管制金融的普遍看法,使许多学者断定中国经济增长是对传统经济学强调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反证。

  

  在本文中,我要阐明下述观点: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挑战的观点是没有数据和事实支持的。我这个观点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政府和银行文献和数据的分析。我的研究表明,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就已经是私有,另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施行了有很多颇具意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农村的私人企业的发展和金融改革造就了中国诸多闻名世界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贫困的减少,由个人消费(而非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所带动的GDP的快速增长,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的改善。

  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大框架内进行改良和创新,探索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改革目标的定位[1]。这种定位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也框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物质前提。

  但是中国学者关于当前中国金融部门完全由国家控制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共识显然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源于金融自由化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个事实或者推理的矛盾?我在前文提到的文献中找到了答案: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这段时间放弃并全部逆转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金融去国家化的改革。这一政策逆转损伤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福利,但西方甚至中国学界对这段历史似乎一无所知。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社会成本之后的制度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包含着改革可资利用的巨大历史、价值、组织和体制资源。

  我的讨论以中国农村为重点。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先是在农村起飞的。另外,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步伐和速度。这首先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因此农村的发展基本等同于中国整体的发展。另外中国的自发的市场经济类似于熊彼特式的资本主义起源于农村而不是城市,所以农村的改革进程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国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上限。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的逆转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型并影响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性质。农村的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外部性。20世纪80年代,农民相对于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松动的供给弹性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农民企业家已经和城市的国有企业展开了直接竞争,同时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同理,农村改革的逆转也是有外部性的。农村改革的逆转不仅抑制了农村的企业家精神,而且减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的速度。虽然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的改革步伐相对较快,例如在对外开放方面,对亏损的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根本没有动摇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

  一是通过革命获得的民族统一和独立的地位,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大物质保障,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中华民族的统一与独立是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并为之付出巨大成本而获得的,这个成果的获得固然属于全中国人民,但是却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密不可分。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农村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何使得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迅速崛起。第二部分讨论了乡镇企业这一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文件的仔细分析显示,与学界普遍观点相反,乡镇企业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私有经济发展的案例。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逆转。第四部分则提供了一些关于政策逆转可能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构成的推理性评论。

  二是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价值资源。在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历史中,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内地赢得民众的支持,就在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潜在价值和发展有着巨大的预期和期盼。中国人民期盼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民族独立的期盼已经现实,至于第二个期盼——富强,中国人民还需作更大的努力。一部分人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没有满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期盼。尽管目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仍旧存在着巨大挑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取得的,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初步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三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组织资源。首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府组织系统,具有管理经济与维护民族统一、保障社会秩序的双重经济政治功能。把中国与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结构,可以作出非常“强硬的决定”,可以在没有很多人对这些决定制造政治诉求的情况下,作出强硬的决定。当然,这种能力和资源有可能会被滥用,正因为如此,党的正确领导是相当关键的[2]。强的政府管理体制,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权力集中的强政府,是制约市场经济发育的障碍;另一方面,权力集中的强政府,它所拥有的强大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又是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在保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市场经济、导入市场经济、启动和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所需要的。从此种意义讲,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政府,既是中国改革对象,又是中国改革的资本。

  一

  其次,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的某些物质经济基础是有目共睹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政府一样,同样具有双重功能。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在计划体制下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改革的对象,然而,在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是原国民财富的保存体系,也是维持原经济存量的财富增长体系。而且,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政府为人民的健康、教育(包括技术教育)、生活水平等所订下的指标,是第三世界国家很少能够企及的。这段时期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培育了训练精良、条件不俗的劳动力。总之,改革前的许多成就,对中国的改革功不可没[2] (P131)。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1978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农村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实际农村人均消费在1978年到1983年间增长了51%。此外,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农村贫困程度急剧下降(Riskin,1987)。

  二、中国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防线——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

  相当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仅仅是对当时农村现状的一个微观调整(Lau,Qian,Roland,2000)。他们的依据是:首先,中国没有废除所有的计划价格,仅仅是转向了价格双轨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农民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履行完他们的义务以后,他们可以基于市场价格出售农作物。其次,土地没有私有化,而是长期租赁给农民。再次,国有企业也没有被私有化,只是政府扩大了企业家创业的空间。基于对中国农村改革微观调整这种理解,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观点,他们认为,与进行制度改革相比,放松现有政策约束是一种最优的选择。他们设立的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支持就是邓小平时期的农业改革。他们认为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小步骤的,是极为谨慎的(Hausmann,Pritcett,Rodrik,2004)。换句话说,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改良而非革命。

  

  但邓小平自己似乎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他在1984年时曾经说过(农村经济研究组1998年引述):"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基准。西方经济学家常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来作为评价中国的基准,"华盛顿共识"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法治,以及民主化。依据这一标准,中国农村的改革确实是温和和谨慎的。但邓小平的基准则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用霍布斯(Hobbes)的话来形容文革期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那就是"悲惨的,残酷的,和短暂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衡量基准,从动态角度来讲,农作物价格的部分市场化,土地租赁,和数百万的农民企业家的出现,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改革启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刘易斯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工业化的发展和解构传统农业同时推进的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农村的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两元并存的结构将是长期的,在二元结构中,农业被解构中,工业被建构中。世界工业化发展进程通常遇到的困境是,由于农村、农业的解构速度往往快于城市建构的进程,以至会引发出大量社会问题。对于拥有8亿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现代化带来的解构农业的过程更是充满着巨大风险。如何将农业解构过程中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是中国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对于这个难题,中国政府是通过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产生的效应和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这项改革本身。

  农村改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当时中国宏观政治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改革。中国领导人采取多项措施并通过各种公开的渠道来建立政策的公信力和人民对政治稳定的信心。1979年,中国政府向以前被划为资本家和地主的人群归还了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股票,黄金和私人住宅。此外,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参与市场活动而被囚禁的犯人也被释放。(一项调查显示,早期约10%的个体户有被囚禁的经历。)1980年,中国的两位副总理亲自向一位女企业家带去了新年的问候,她收到了在北京创办企业的第一张许可证。198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民营企业家作为"个体劳动者",由此获得了加入共产党的资格。(学者普遍认为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获得党员资格是在2001年。实际情况是中国领导人在2001年对在1989年出台的禁止民营企业家入党的规定作了一个调整。)1984年,温州释放了8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们在1982年因贪污被捕),随后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公开道歉。温州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小乡村。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引入了村民选举。

  首先,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基层为中国的改革建立了一道坚固的政治和经济安全防线。通过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按人口数量均衡分配承包的土地为占中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提供了一个起码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保障。从历史的经验看,大量失去作为生存依靠的土地的流民往往是社会危机与动荡的重要根源。在中国改革中,由于有一块能够给农民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土地,农民就不会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成为流民。土地承包制不仅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和福利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保障中国社会稳定的安全制度。

  因为经济学家通常将限制政府权力看成是公信力的来源,所以他们会低估中国政治从文革那种反复无常的状况过渡到邓小平时代政局稳定的边际效应。就政策层面来讲,从文化大革命期间消灭所有私营经济到邓小平时代的支持立场,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性的转变。认识到这些当时中国政治和政策的演变也帮助我们解决一个悖论:为什么即使在国家仍具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没有法制,没有产权安全,企业家仍愿意投资。原因是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不再面临被囚禁和被枪毙的风险,他们的人身获得了保障,虽然他们的财产还不具备充分的安全。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保障经营者人身安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是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投资安全的主要来源。同理分析,随着文化大革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退,经营者的人身安全不再会发生激励作用,而私人财产安全和法治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会变得更加重要。

  其次,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8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期发育。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其实是一种关于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要素准市场化的改革,它是交换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农民的身份从公社社员转换为自由农民,成为了中国市场经济能够利用的最早的市场化的劳动力。土地要素的准市场化和农民自由身份的获得,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国内地最早真正依靠市场而形成的资本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得以在计划体制之外形成。

  政策和政治的稳定对于双轨制价格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双轨制价格的一个优势是它简单的运行机制,但是他们忽略了双轨制价格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农民必须对政府计划颁布的生产指标有稳定的预期。但获得这种稳定预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个不受制约的体制中所谓"棘轮效应"非常普遍,即计划者根据前期的业绩加大计划指标。双轨制在中国的成功说明中国避免了"棘轮效应。"其实双轨制既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更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苏联曾进行过多次尝试,但都没有成功。中苏两国经验表明,双轨制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否避免"棘轮效应。"双轨制作为简单或者复杂的技术机制是一个次要或者根本不重要的因素。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承诺不提高计划指标,而且他们的承诺是有公信力的。这是中苏在施行双轨制改革方面最大的区别。双轨制在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的成功。

  再次,综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由于相比较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一种与生产过程特性相匹配的监督制度,监管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大大提高,因而成为了农民收入增加和逐步消除中国农村贫困的关键性制度因素[3]。农村承包制改革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198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且是在国家没有资金和物质投入的前提下,仅通过制度安排创新而取得的巨大成果,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中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农村改革显示出的制度创新效应,极大地激励与推动了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

  中国和苏联在另一个方面的区别是经济结构。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而且中国当时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而苏联已经是高度工业化了。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农村比城市更容易产生私营和市场经济。中国现在很多大型的制造业的私营企业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而是起源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大省,比如浙江、湖南、安徽和四川。

  

  这个现象是有体制原因的。计划经济在农村实施要比在城市实施困难。农村经济受许多随机因素影响,比如天气和土壤条件等。从政治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城市的巨大的政治冲击。在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地区被扫清了所有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在中国农村,当时还有一定的自由市场活动。在农村残余的自由市场活动为邓小平时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农业改革一个非常成功案例是土地承包制,但土地承包制的运行要求承包方对经济剩余价值有一定的知识。当时在中国农村还有一定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是因为农村还有一定的自留地),但在城市已经消失殆尽了。农村的自由市场活动的残余从功能上讲相当于一个政策乘数,即它扩大了经济改革的影响。这个道理也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改革在类似于中国和越南这种农业经济国家会引发巨大的供给效应而在工业化的苏联却没有任何效果。(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改革在中国城市也没有成功。)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初始条件和经济改革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中国改革的实质——经济的自由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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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最重要的莫过于为所有的公民创造一种自由发展的空间,创造一种相互信任的预期,规定一种人们行为的规范。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制度不过是为了满足人自由发展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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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无论是“包产到户”、“放权让利”、“承包租赁”、“股份化改制”还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国家权力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亦即使从地方政府、企业主体最终到每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展。中国经济转轨的市场化改革,核心不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而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意义就在于使被计划经济“禁锢”的“权利”得到了部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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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与经济上高度国家垄断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特点。国家以全民或集体的名义实际控制了全部的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国家占有所有人的全部社会劳动,按政治分类和阶级身份来分配全部劳动成果;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除了依附于国家权力以外就无法生存。

  作为自发改革行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推广,演变成为一种高度成功的农村改革,它使家庭取代生产队成为农业的基本作业单位,农业产出大幅提高,农民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农村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农民与土地之间权属关系以及农民对其劳动成果的收益分配权的变化,而且主要在于国家权力和集体对农民的束缚大大减少,家庭成为基本上自治的生产、生活单位,国家对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私人领域的生活不再发生强制效力,农民享有了户口管制下的小圈子里面的人身自由,对于自己的人身和劳动具有了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在农村,正是自由带来了活力。此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伴而生的乡镇企业发展是在市场意识比较强烈和国家经济统制比较薄弱的地带自然、自发地兴起的,并没有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程度释放了农民被束缚的部分权利,但农村改革给予农民的自由是非常基本而有限的,仅是自然人的人身自由而已,农民仍然不能平等享受一个国家公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平等权利,户籍制度和由国家主导的歧视政策给他们的自由设立了一道身份障碍。

  在支配城乡关系格局的整个政策取向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农民收入并不能完全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而获得继续提高。随着农业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以及改革推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选择了“用脚投票”的方式通过跨地区流动寻找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形成了人类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民的这种选择,对改革开放时期令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有利的政策谈判地位[6]。废除城乡分离割裂的二元户籍制度,赋予农民明晰规范和完整真实的房地产权,让中国农民拥有自由、地产和房产,不仅可以使农民获得现有的财富存量,更可以使农民获得未来的财富增量[7]。

  与农村的情况相类似,改革以前城市居民长期以来一直被禁锢在“单位”中,“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8]。城市居民工作、生存与生活必须依赖单位,单位渗透进城市居民几乎全部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城市居民能够从单位获得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保障的标准不是基于单位的效益,而是决定于单位的行政级别,根据单位行政级别的高低,其成员被提供不同等级、不同范围的福利保障。城市的改革表现为私有经济依两个路径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私有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方面呈现为私有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和“股份制改造”,静悄悄地完成了部分公有经济的私有化。二者都表现为是从国家经济权力的包围中向外突围,哪个地方的包围较为松懈,哪个地方的城市经济改革就比较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国有经济占有主体功能和主导地位。而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正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和中心环节 [9]。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0]。一直以来,国家在市场和行业的准入、税赋标准、政府补贴等方面为不同投资主体的企业设定了不平等的权利义务,众多的市场领域仍然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在上述方面明显占有先天优势,然而却绩不如人。与国企多年的经营窘境相对照,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十分迅猛。究其根由在于国企不像私企那样拥有较为自由的自主经营权,其仍笼罩于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国家对国企利益的保护难能抵消对其创造力的束缚。

  让农民和市民摆脱对公社和单位的人身依附,让企业摆脱政府的束缚,这正是经济改革的实质涵义。绝对国家权力的松动使农户和民企有了生存空间,这是国家对改革最大、最实质的贡献。

  中国的改革如果说取得了成就,其实质在于作为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经济人”有了最基本的经济自由。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拥有平等的自由,保障所有人都有同等的自由选择机会,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由之路。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活力的源泉。因为有竞争,所以企业经营者必须不断改革经营方式,革新生产工具,改善技术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以求在同行业中出奇制胜,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受到非经济力量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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