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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希贤传,周恩来(Zhou Enlai卡塔 尔(英语:St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图片 1刘少奇周恩来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        ※         ※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毛、刘总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一个明显的讯号,在中共高层政治圈子中产生震动。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开,会议的公报的初稿却在陈伯达的主持之下已经写好了!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据王力回忆,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第一,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第二,送审传阅的名单上,主席后边即是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刘少奇几天前发表的一段话,给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胡志明主席7月17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公报的初稿曾引用了刘少奇声明中的几句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导是这么写的: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陈伯达倒向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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