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现代 2019-11-06 10:4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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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回顾,从重庆谈判到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按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来源:北京日报

图片 1《双十协定》手稿 《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并抢占胜利果实,对解放区发动了局部进攻,内战爆发在即。但是,由于解放区的迅速发展,正义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厌战情绪,以及国民党尚不具备发动内战的条件,在这种大背景下,蒋介石便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惯用伎俩,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的方针。国民党的意图是:如果谈判成功,则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和军队,不费吹灰之力把共产党吃掉;如果谈不成,则借此宣扬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为发动内战寻找借口。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①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王若飞、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③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④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⑤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⑥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⑦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刚,必须坚持,不可忘记。”⑧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但当时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⑨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⑩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⑾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⑿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谈判围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争取和平,中共代表团做出让步,在普遍裁减全国军队的条件下,将人民解放军减少为24个师,并自动退出广东、湖南等8个解放区。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让步,使谈判一度陷于僵局。蒋介石还试图用武力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他们恣意发动了上党战役,我英勇的解放区军民对破坏和谈的国民党反动派予以了迎头痛击,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在重庆的其他代表借此利用谈判间隙,积极同各界人士交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派嘴脸,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9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使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谈判几度陷于停顿。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22)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23)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5、1127、1130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70、71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⑤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25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⑦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3—1154页。
  ⑨ 子冈:《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9、50页。
  ⑩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9页。
  ⑾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⑿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1、202页。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24、3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56、1159、1161页。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出多次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

“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

经过艰苦的努力,在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

《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完全不顾人民期盼和平的呼声,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大肆进攻我解放区,把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推入战火之中。1946年6月,丧心病狂的蒋介石终于拉开了战争的导火索,旋即又被湮灭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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