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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端,毛泽东传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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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和政党不能阶级农民土地问题,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

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开辟的。事实上,井冈山的斗争并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如果没有大革命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就没有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的风云变幻关头,高举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把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提出的发展农民武装、建设乡村自治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相结合,升华和演变为有理论、有方向、有政策、有措施的行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复兴的探索之路,并奠定了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雏形,成为井冈山斗争的前奏曲。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邓演达 人民日报 资料图毛泽东与邓演达分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缔造者,二人均出生于农家,前者年长后者一岁半,后者比前者早逝45年。从二人青少年的履历看,毛泽东由一介书生发展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成为职业革命家;邓演达则是少年从军,继而参加同盟会,北伐时期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按说他们的人生不大容易有直接的交集。但是,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分别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共同领导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高潮。因而有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邓演达和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密切合作,书写了大革命史上国共携手推进农民运动的光辉篇章从现有的史料看,1924年3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曾承办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恰在此时,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奉命到上海具体主持此项招生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可资证明,但二人同时在同一地点从事同一工作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的直接交往。1926年1月,毛泽东与邓演达均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此后,二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增多。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实际是从20世纪20年代发端的。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早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他真正看重农工大众所蕴藉的力量,是在1922年6月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打击之后。在中共方面,中共在成立之初主要是致力工人运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正是基于毛泽东的提议才起草通过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他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4月,他就派水口山的工人刘东轩和安源路矿的工人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2月到8月,毛泽东在回乡养病的半年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他从进行农村调查到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展党员,对开展农运的意义和如何开展农运有了比较全面的切身体会,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此后,他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理论文章,编印《农民问题丛刊》,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已经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就邓演达而言,他在1926年6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前,没有机会从事农民运动,也没有留下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和主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邓演达在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了农民调查团和农民问题研究会,在北伐途中“着重农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调查与研究”。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大放异彩则是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他被增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又相继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要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陈克文回忆在1927年春夏,每星期有一到两次关于土地改革的会议,往往深夜不散,而邓演达和鲍罗廷每会必到,会议结果多刊载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月刊中。这个时期邓演达和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密切合作,书写了大革命史上国共携手推进农民运动的光辉篇章。一生行伍的邓演达,却执着于解决农民问题,这不是偶然。他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从小就对封建地主的剥削有切身感受;他1909年就参加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不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而且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未竟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之一;他曾赴德国留学,两度到访苏联,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深受其熏陶;他和苏俄派驻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布柳赫尔、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等交往密切,不仅在北伐途中就时常与铁罗尼交流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并且在到武汉之后,还请苏俄顾问岳尔克和巴里斯一同参与土地委员会和农民问题讨论会的讨论,报告苏联的经验;他和毛泽东等众多的共产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比如他和叶挺、周士第等是粤军的战友(他们后来都曾参与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革命活动),他在德国留学时结识朱德、孙炳文等共产党人,他和国民党中央第一任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熟识,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部长谭平山、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农工厅长董必武同堂议事,他请周恩来帮助拟定总政治部的工作计划,他推荐着名的理论宣传家恽代英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总教官,他聘请沈雁冰、李达、陈启修、施存统、徐名鸿、恽代英、陆沉、毛泽东等为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他和彭湃、方志敏、易礼容、陆沉、谭平山、毛泽东等一同出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他在总政治部延聘郭沫若和孙炳文、李民治、朱蕴山、潘汉年、杨逸堂、朱代杰等共产党员担任副主任、科长等职。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言:邓演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166页),是中国共产党人名副其实的挚友。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他们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了一系列农运活动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他们二人在各自党内分别从事的农运工作不计,仅其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的农运活动,举其要者如下:1927年2月1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集的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作为被聘请的委员出席,并在2月23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3月2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3月5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推选毛泽东和邓演达等8人为大会名誉主席;3月13日,毛泽东、邓演达和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案》,14日他们三人又向全会提交《对农民宣言》;3月15日,毛泽东与邓演达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的会议,二人在会议讨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时,多次做说明和发言,会议确定他们二人和恽代英、吴玉章等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定上述两个文件,还推举他们和吴玉章等9人组成查处迫害农协干部的阳新惨案的委员会,并批准了由董必武和詹大悲等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3月16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的会议,会议正式通过《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同日下午,阳新惨案查处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3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湖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做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此前,邓演达曾于15日出席该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演讲。3月2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组织全国农民协会事宜,毛泽东和方志敏等参加。30日,邓演达主持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3人,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4月9日,二人与其他各位执行委员联名发表就职通电,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正式成立。4月2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同日,二人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月4日,毛泽东、邓演达和陈克文以常委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邓演达发表讲话。和在广州举办的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所不同,虽然名义上同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但农讲所的学员来自全国。4月19日,邓演达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要”。邓演达发言指出,农民必须掌握政权和武装,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提出建立政权的步骤。毛泽东赞同邓演达的主张,强调“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鉴于土地问题的急切,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天开会讨论解决办法,并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意义的文件。经过6次扩大会议和4次专门审查会的讨论,制定出7个决议案,但因汪精卫等的阻挠,而被搁置。5月5日,二人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二次北伐的前线河南,开展工作。5月30日,二人与谭平山、谭延闿、陆沉联名以中华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训令,要求发展农协、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武装农民和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6月19日,邓演达出席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讲,告诫800多农运骨干:学习已经完毕,要以实际工作的经验,来和革命理论相印证,“希望各位同志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纲领,积极推进农民革命”。没有材料说明毛泽东是否参加此次毕业典礼,邓演达在演讲开始时为自己迟到两个小时向与会者致歉,那么毕业典礼前面的议程是不是由毛泽东主持,不得而知。只知毛泽东是在6月24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后才离开武汉赴长沙,投入新的战斗;邓演达也在6月30日写下临别寄语《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离开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的武汉,开始新的探索。在代表国共双方共同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演达各具特色因为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邓演达则是由于在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由他发布。因此,这个时期他有《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最近中国农民运动之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土地问题的各方面》和《农民运动最近策略》等带有总结和政策性的文献发表。在这些文献中,邓演达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和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比如,1927年4月他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确定了六项近期要做的工作和四个方面的工作计划。其中在“用具体的方法,实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这一工作计划中,他提出八条措施:“一、尽量向农民宣传决议案的内容;二、促进农村推翻封建势力的活动;三、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织法和实行计划;四、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速办农民自卫军,并设法武装农民;五、会同司法部废除有碍农民之法律;六、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息的办法;七、会同财政部规定农民银行的办法;八、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有理论分析,但更侧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内容,实践意义更强。同时,二人又互相影响。这种影响是在个人独立见解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可以说,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高潮的兴起,既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在基层的发动,又受益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号召和积极推动,这是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之外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备有前所未有的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写照。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年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方面却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否定。一次是1926年12月13-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第二次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发了前七个部分,因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阻挠,后八个部分未能继续刊发;第三次是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在会前邀集彭湃、方志敏、易礼容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陈独秀拒绝。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却得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支持。当社会上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的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刻,邓演达却能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当时,邓演达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国民党人士中独领风骚,而且也使中共的陈独秀等相形见绌。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大革命失败后,矢志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业的邓演达,仍然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另辟蹊径,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农工大众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他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平民革命理论。其中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是他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周恩来回忆:“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和邓演达一样,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通过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并深入到广大农村探寻新的革命道路。邓演达和毛泽东在两条平行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实践各自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探索取得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丰硕之果;邓演达的探索却因其牺牲而终止,令人扼腕。关注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毛泽东不是共产党内的第一人,而国民党内早于邓演达从事农民运动的也大有人在;但就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成就而言,共产党内无人能出毛泽东之右,邓演达则无疑是国民党内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二人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赤诚和热情,以及理论观点和行动步骤,出奇地一致。他们共同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全国农民运动。在此过程中,邓演达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道德品质和矢志于民族独立、农工解放的革命坚定性,赢得了毛泽东的尊重。10年过后,毛泽东不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忆及邓演达与他合作开展农民运动的往事,而且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还对当年邓演达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与中共合作,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1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与他和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原题为《毛泽东与邓演达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一、 创立时期的农民土地主张与斗争

主题词:毛泽东 独立自主 革命道路 开端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⑩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⑾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⑿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⒀。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⒁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⒂
  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⒄。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⒅。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农民土地问题是很早的。早在建党之前和着手建党的同时,党的创始者们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探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途径。1919年2月,李大钊就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 “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据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据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1920年底刊载于上海《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文章号召说:“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1927年春夏,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沉着应对国共合作破裂和中国革命的空前危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和运用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以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围绕中共的独立领导、怎样开展武装斗争、如何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什么样的新政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这成为后来开辟井冈山道路乃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前奏和开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⒆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⒇。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21)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22)
  怎样实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23)
  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它的成员和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在有些地方发动了农民运动和减息运动。1921年9月,参加过上海建党活动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公开声明与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议决减租,规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并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在衙前农民斗争影响下,附近农民纷纷响应,绍兴、曹娥等县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建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农协负责人李成虎被捕后,英勇不屈,惨死在狱中。后来,人们在他的墓道上刻下了这样的对联:“四山坟墓堆里,找不到第二具;中国农运史上,这位推第一人。”

在国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他在8月20日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23日,中共中央复信批评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抛弃国民党旗子的主张,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收到中央复信后,毛泽东立即于30日召集湖南省委会议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他对中央复信的内容,有些表示坚决执行,有的进行了解释,但对是否抛弃国民党旗子问题,他表示仍坚持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抛弃国民党的黑旗,秋收起义要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进行。因为要去安源召开发动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毛泽东让彭公达代表他和湖南省委去武汉当面向中央汇报和解释。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26)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在广东,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开始注重农民问题。1922年2月创刊的广东团省委机关报《青年周刊》,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有期注意的,是农民运动”,第一步要“使他们解决自身的利害;联结团体,和压在头上的地主反抗” 。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以后,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彭湃返回家乡,从5-6月间开始发动农民。1923年1月1日,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达2万户,计10万人。农会的影响,很快传播到附近的紫金、五华、惠阳、陆丰以及潮州、普宁、惠来等县。于是,海丰总农会又相继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当时海丰总农会斗争的具体要求是:“防止田主升租”,“凶年呈请减租” 8月,因风灾早稻歉收,总农会即提出“至多三成交租”,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并发表《为减租告农民书》。但是,减租斗争也被反动县长所镇压。 与海丰减租斗争同时兴起的,还有湖南衡山县岳北地区的减租斗争。那里的赵家湾,是军阀赵恒惕的家乡。1923年4—5月间,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被派回家乡,很快领导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并发动了阻禁米谷出境和减租斗争。到这年11月,登记入册的会员达4万多户,总人口有10万之多,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边界的农民也纷纷响应。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也很快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所镇压。60多岁的枫林农工会总代表李玉邕,被捕后关押2年,惨死狱中。他曾在狱中作联自挽曰:“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诬奇诈,只有向阎王一诉;百余里(衡山城离枫林约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来报不共戴天之仇。”

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旗帜鲜明并一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首先如他在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所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着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可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是毛泽东在第一线的实践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⑦ 王淑兰60年代的回忆。
  ⑧ 绮园:《第一届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⑿《林伯渠日记》(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
  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⒄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页。
  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
  (21)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页。

当时党的一些正确主张的提出,以及萧山、海丰、衡山等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也没有提上重要议程。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取得的。

其次,在整个国共合作的时期,毛泽东不仅竭诚地拥护国共合作,他在中共三大上就赞成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主张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党员,而且他一直都是中共党内力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和坚持争取中共领导地位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后来在八七会议上批评中共党内有许多同志尚在是否允许产业工人乃至农民加入国民党等问题争论不已的现象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而他本人早在1923年春国共合作尚处在酝酿阶段时,就安排夏曦和刘少奇向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请示利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空壳,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以扩大中共在国民党中的作用。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大都是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1927年1月,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不仅进一步主张在湖南农民中大力发展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前瞻性地提出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共产党员。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无论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在六个月内要发展至两万人。有农协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这样才有办法。” 毛泽东的未雨绸缪,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其实质是基于他对中共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地位的深刻认识。他在1926年9月就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因此,他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初之所以能够第一个提出要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是他一贯坚持中共对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如分配土地等等。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会见了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认清“组织农民之重要”,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合的可能性。

再者,中共中央当时坚持不同意抛弃国民党的旗子,除了因不加分析而无条件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致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全部叛变,为了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还要用国民党的旗子,否则有着革命传统的国民党的旗号就会被蒋汪之流篡夺。而毛泽东早已对中国小资产阶级左、中、右三翼的经济地位和对国民革命的态度进行过科学的分析。他由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认定: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所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理论上的清醒,带来行动上的坚定。毛泽东不仅认为小资产阶级由其阶级地位所决定,而且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一样,只要无产阶级力量大,他们都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对此问题,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向中央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抛弃国民党旗子改打共产党旗帜的原因时,转达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左派的分析,即:他们“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取消国民党并不成问题,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

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上述精神,中国共产党总结了1年来的斗争,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纲领。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以及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组成联合战线的主张,并说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党的二大,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他们要解除穷困和痛苦,“必须与工人握手进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其中再次提出应规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并把它作为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等决议案,并重申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些文件强调了农民土地斗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应当无条件地、无例外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定要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并进,把革命建立在工农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力量的基础上。

毛泽东力倡改用共产党旗帜号召革命,既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又有革命经验的积淀,还有理论的准备,更是顺应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意愿。旗帜问题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反对打着国民党旗号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大小军阀,既不足以号召小资产阶级,更无法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如果继续使用国民党的旗子,势必难以脱开孙中山用核定地价、国家收购的办法平均地权学说的窠臼,土地革命会裹足不前;如果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其必然的逻辑就是还要用“国民政府”的牌子(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张先建立革命委员会),“国民政府”的旧瓶容不下“工农民主专政”的新酒。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他提出此问题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根据南昌起义以来的实践,于9月19日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到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子。 从此,中共必须独立行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全党的共识。在严格的意义讲,这是中共独立领导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影响深远。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决议。5月,发出给中共三大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它还强调说:“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以“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但是,由于这个指示到7月18日才收到, 这时三大已经结束,因此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农民运动决议案》,都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只是提出“划一并减轻田赋,革新陋规”,“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等要求。

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三大没有提土地革命,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也是有关系的。据起草党纲草案的瞿秋白后来说:三大召开之前,在广州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谭平山和国民党谢英伯关于“耕地农有”的争论。瞿秋白是赞成“耕地农有”的,但在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谭平山“也没有提起”,因而在党纲中只有减租,没有农民的土地要求。 当时,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他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亦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而陈独秀更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那么急迫的。他虽然也强调农民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又说中国的土地“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中国农村“自耕农居多数”,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 。他的这种认识,不可能不对会议发生一定的影响。另外,三大主张实行减租减息,未提土地革命,与会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以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相一致,也是有关系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是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激烈斗争中提出用武装对抗右翼势力的挑衅。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他就找到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要求依靠叶挺独立团,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力量,通电讨蒋,予以严办,削其兵权。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郑重告诫:“各位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 随后,在他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课程中,就加大军事训练的比重,军事训练课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重视武装斗争的同志之一。

国民党一直是奉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的,具体地说就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并不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他虽然也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主张在政权稳固之后,由政府逐步地加以解决。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仍然只提出由国家制定法律,进行限田和就价征税等纲领。俄国政府代表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特别顾问后,在1923年11月曾向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为了争取农民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应当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规定“地主的土地将予没收,以利于实际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当时廖仲恺表示同意,但孙中山“犹豫不决”,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强烈反对,说这会“使广东苏维埃化”,会使国民党“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要孙中山放弃这个建议。于是,拟定土地法令的事不了了之。接着,在召开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为了对右派作出让步,又把鲍罗廷提议的有关“将大地主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建议,从宣言草案中删掉了。 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除了重申“平均地权”外,也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但仍然主张以后由政府加以解决。以后,孙中山虽然提出要学习俄国的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比以前的主张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说要“慢慢商量”,“和平解决”,使“地主不受损失” 。这说明当时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实行“没收土地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领导农民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开始着手推动建立农民武装问题的。和以往向国民革命军派遣政治工作人员和选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与充实基层部队的做法不同,他是从夺取地主土地防御地主反抗的角度提出武装农民问题的。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要求把农民武装“确实普及于七十五个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 在他的号召下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当时湖南省有45个县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或工农义勇队。毛泽东另辟中共组织武装力量的蹊径。

二 国共合作初期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

毛泽东在大革命的危机关头首倡“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并明确“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于6月中旬同从湖南到武汉请愿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开会时强调: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不久,他奉命到湖南出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针对危急形势进行应变部署,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多次与蔡和森商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其建议后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致信中央提出),并指示湖南省委拿出详细的军事报告,而且他本人也受中央的委托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准备以汝城为中心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这一计划得到新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的批准,他被任命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随后,他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论断。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重要推动者。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主持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在如何推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减租的主张。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时设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广州国民政府接连三次发表对于农民运动宣言,承认农民有减轻田赋的权利。于是,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个时期斗争最激烈的,是广宁农民的减租争。1924年初,广宁曾成立农民协会,但不到3个月就被土豪劣绅破坏了。到这年秋天,农民运动又蓬勃兴起,迅速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并开展减租运动,规定以原租额的6成交地主,3成归佃农,1成交农会,即减租40%。12月1日,地主、土匪进行反攻。为了支援农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开来广宁,连战皆捷,农民获得减租的胜利,生活得到改善,市场兴盛,得到商民及各界的赞扬。

其一,以农民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主力,以农村为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广阔天地。面对四一二事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和屠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像毛泽东一样看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紧迫性。远在莫斯科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也清醒地看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精辟地概括“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改变过去不让中共发展武装力量的态度,讨论制定并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应变的“五月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方面当时又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并寄希望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能与中共合作执行“五月指示”。这造成陈独秀和鲍罗廷等害怕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会影响与武汉政府的关系,而无从执行。而毛泽东则不同。他始终在第一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不仅从理论上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亲眼目睹了湖南农民建立的各种农民武装在动摇封建统治基础方面的巨大威力,他对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自己武装的迫切要求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他虽然也执行夺取长沙的中央指示,但是和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依靠农民深入土地革命但却把着力点放在南昌、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的矛盾做法不同,他把发展工农武装的着眼点放在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群众身上,提出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独辟蹊径。在中共八七会议讨论制定《对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没有随大流一味地要求加强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而是切实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应该是工人、农民共同参与指导工作。他要言不烦,只是提议在第七条中加一个“农”字。 于是,八七会议将第七条改为“工农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成有经验的工人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这反映出毛泽东以农民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一贯主张。他的上述意见和作为,是毛泽东在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攻打长沙计划受挫后,能够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勇闯新路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广宁开展减租的同时,海丰的减租斗争又恢复起来,花县的减租斗争继之兴起,而且斗争也十分激烈。 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达21万以上。这年五一节,胜利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

其二,在发动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毛泽东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政府一度在是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问题上,举棋不定。这时,陈独秀和鲍罗廷曾设想把革命的重心向西北发展,一方面是想借重当时尚支持国民革命的冯玉祥势力,同时也有背靠苏联和外蒙再图发展的意图。后来,因为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的转向蒋介石而作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组织发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不仅都是要通过占领中心城市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有保持出海口以接受苏联援助的计划。中共中央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目的,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呼应南昌起义军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当时,设法获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以重振革命的理念,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毛泽东则有所不同。他和蔡和森等非常看重两湖地区的作用。马日事变后,他们在多次听取湖南来的同志介绍情况、部署准备反击的同时,蔡和森连续给中央写了七次信,阐述以两湖为依托进行反击的建议,并起草了《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也向中央和陈独秀提出要求回湖南发动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武装反击许克祥和何健的挑衅。在他们的一再要求和建议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两度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出任临时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他因此有机会于6月下旬短暂地回湖南进行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发动。尽管他很快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但他在湖南的紧急部署,特别是集中保存工农武装的安排,为后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准备了基础力量。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说“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1925年秋,高要县的减租斗争开展起来,但地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1926年1月,地主阶级组织5000多人向农会进攻,农民进行了坚决抵抗。这时,恰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34团来到高要,打垮了地主武装,地主阶级不得不按照农会提出的条件进行赔偿。这一胜利,使西江地区各县的农会也纷纷成立起来。到1926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到62万以上,有组织的县增加到61个,占全部县份的2/3。这年五一节,又举行了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废除地主苛例、取缔高利贷、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预征钱粮等30个决议案。8月,省农民协会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等文件,明确规定“分别依照向例纳租办法,减原租最少百分之二十五”,“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以后普遍实行的“二五减租”、“二分减息”,就是这次会议首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湖南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既表明了自力更生独立革命的决心,也是以湖南已经形成的雄厚的革命力量基础为支撑和保障的。首先,在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写信给彭素民、林伯渠商量在湖南国民党组织的事宜,并亲自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备员”,以后又有多次的指导。在他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湖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正如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 其次,湖南的农民运动当时是最发达的,到1927年5月,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600万,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再者,按照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他们大力在农村发展中共党员,到大革命失败时已经发展农村党员2万人, 占全国中共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在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使得毛泽东得以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中共和工农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既是他在秋收起义队伍受挫后不再徒劳地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来选择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独立自主探寻中共革命之路的组织条件和实力依托。

除了广东以外,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斗争。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期间,在韶山、银田寺一带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了阻禁平粜、减租、增加雇农工资等斗争。8月,共产党员汪先宗在湘潭东一区株洲一带,领导了平粜斗争,并因此惨遭杀害。这一年,湖北枣阳、汉川、黄梅、黄冈,江苏江阴、睢宁、泰兴、泰县等地,以及浙江、广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也发生了抗租抗捐抗税、抗加租预收等斗争。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遍布12省,会员98万多人。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其三,在发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受中共领导或影响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并促成他们与工农力量的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一方面特别强调要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强调发动工农的力量,强调要深入土地革命,其大方向无疑是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广州的四一五事变、武汉的夏斗寅部叛乱、长沙的马日事变、在郑州的冯玉祥部与蒋介石的合流,以及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相继反共的严酷现实,使他们对一部分深受中共影响包括直接在中共领导下继续坚定地投入新的武装斗争的军队,都心存疑虑。比如南昌起义发动时,他们不得不倚重叶挺和贺龙所部,甚至虚位以待张发奎的加入。可是在南昌起义军刚刚南下就发生蔡廷锴率部叛离事件后,他们就主观地认定叶挺和贺龙所部都不可靠,“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 但迫于起义军在南下行军中无法遥控,只好寄希望于侥幸他们能够成功进抵广东,然后再行彻底改造。因此,后来对叶挺、贺龙部队的指责成为中共中央研判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只能一味地鼓动各地的农民自卫队等暴动,期望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一战而定的奇迹。结果是那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又几乎没有枪械的农民起义队伍,与敌人的正规军碰撞,造成惨重的牺牲,基本上一一失败。毛泽东则有所不同。他不仅一贯强调并在实践中注重发挥工农的主力军作用,而且同时,他从马日事变时长沙附近10万工农队伍的反击却不抵许克祥、王东原两个团的正规军的失败教训中认识到,革命发动时必须有正规部队参加。他在8月初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湘南运动大纲》中就提出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他认为“以革命军一团为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8月18日,他在召集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就可以发动起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毛泽东把拟调一两个团的兵力作为暴动“发火药”的想法写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却受到中央23日回信的批评,认为其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收到中央回信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于30日由毛泽东复信中央,再次强调要把军事力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结合起来,并解释说明暴动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调两个团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毛泽东对受中共影响的正规军参加暴动问题的重视,既是汲取马日事变血的教训,也是基于他对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持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巨大成效的了解和信任。在大革命时期,他和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共同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和互信关系,与中共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周恩来、恽代英等有密切的合作,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副党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以及担任其所辖各师党代表的方维夏、肖劲光、包惠僧等往来频繁,并曾兼任过第二军军官学校的教官,他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是在第二军的刊物《革命》上首发。因此,他深知中共在北伐军部分军队中的影响和作用。对那时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毛泽东十分珍惜在国民革命军中保留的革命火种。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他对指挥二方面军警卫团的卢德铭非常倚重,对该团的多数官兵也很信任,并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发展为一个军的事例鼓舞官兵们的士气,特别是为促进警卫团官兵与起义军中工农武装力量的结合,他通过在三湾改编中把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士兵委员会,大大加强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夯实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也印证了他当初这一决策的正确,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 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中,既有原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警卫团,又有安源路矿的工人和平浏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真正是“工农兵”的结合,这在当年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中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突出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主张也有了明显发展。192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的思想。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说: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成份,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在《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还指出了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强调要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特别要保障贫农及雇农的特殊利益。

尤为难得和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在筹划发动秋收起义之初就注意到绿林武装的问题。他在八七会议的讨论发言中特地指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一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而当时的临时中央虽然一再强调“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但没有具体的措施支撑,反而指责“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 对此问题,后来中共中央有所改变,并且还更明确地指出:“土匪是失业的农民,有些是未失业的农民,我们要领导他们来参加土地革命是对的,而且他们的问题也只有在土地革命成功之下才能解决。”

1925年5月,在上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没收大地主等土地的主张。7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出的《告“五卅”运动中为民主自由奋斗的民众》书,明确提出应“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愈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突出强调了没收土地的重要性,指出党对农民的要求,“其最终的目的,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减租等口号可以作为“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然而农民不得着他们的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全国先后爆发了一百多次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当各支起义队伍都在强敌的进攻下一一失败的时候,各路起义军的领导人除去都必须继续坚持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外,还必须有一些独特的途径以保存力量东山再起。朱德是利用过去与云南将领范石生的同僚关系,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贺龙则是凭借他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后来在湘鄂边重振旗鼓;毛泽东没有拉杆子和在旧军队工作的经历,但是,他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科学分析,有对原国民革命军部分官兵高度政治觉悟的深刻认识,有对会党土匪成份的深入了解,因此,他能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策水平。这是他后来引兵上井冈山,成功团结袁文才和王佐武装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以独立自主的精神作出并坚持实施了引入受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作为秋收起义“发火药”的决策,以及团结改造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会党土匪武装的主张,壮大了革命阵营的力量,促进了革命武装与工农群众的融合,保留了秋收起义的火种,指明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方向,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探索井冈山革命道路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武力支撑。

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发表了第一个对农民公开宣传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进一步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主交纳租谷”,而只有“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里,明确地把土地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了起来,提出只有取得政权才能保证没收和分配土地,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从事农民运动不是最早的,但他是立场最坚定、理论研究最深入和取得成效最突出的。大革命后期他不仅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而且还被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并且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位常委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他在农民运动上独立自主的探索及其与陈独秀、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上。

在这年年底和1926年初,李大钊、毛泽东等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李大钊在《政治生活》杂志第62—67期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第一次以比较详细的统计资料分析了土地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进一步宣传了“耕地农有”的主张。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午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3月1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合刊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具体地分析了农民中的各个阶层,指出广大农民“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1期上,他还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进一步分析了大小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指出“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并指出了对于地主和游民应采取的态度。这里对农民各阶层的划分虽然还不够科学,但对于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是正确的,为后来正确分析农民阶级具有重要的价值。

毛泽东并不是先知先觉。1926年12月13-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什税的要求,而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 对此分歧,毛泽东后来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动国民党开展农民运动。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先后协助国民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主任。各届学员毕业回到各地后,绝大多数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其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后,经过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与土地。这两个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此后,毛泽东积极地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奔走呼号。在撰写和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同时,他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草案》和《对农民宣言》,力图“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他多次参加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会议,积极发言,并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等文件草案。他认为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他主张“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是了。” 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 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但是被陈独秀拒绝。 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

这时,共产国际也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在1925年,鲍罗廷曾叫汪精卫起草一篇主张土地革命政策的议案,想以此推动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但被戴季陶所打消, 没有能够实现。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也提出应在广东各地“实行土地改革” ,以帮助广州国民政府扩大和深化民主化的工作。当时还派来一个以苏共中央委员、苏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来调查研究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鲍罗廷2月间在北京向使团作的报告中,提出为了顺利进行北伐,必须“制订土地纲领,加强农民工作,直至进行土地革命”,将来“北伐军所到之处……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 。他认为“这无疑将引起国民党的分裂,但此外别无出路” 。以后经过“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的态度曾发生过曲折,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妥协,鲍罗廷的提议被放到一边。这年10月,他们向上海中共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宜加强土地运动” 。后来陈独秀在12月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反对土地革命,主张约束农民运动,与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是分不开的。

共产国际关于要深入土地革命等内容的“五月指示”下达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共内部已无大的争议。但是该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标准问题,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中共五大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是又明确“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中共五大认为:“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当时中共党内包括陈独秀等都认为小地主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这种观点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迎合了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意见。毛泽东则在八七会议讨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时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一方面赞同中央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强调“大中地主的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另一方面,他又依据他对中国农村状况的透彻了解,非常明确地指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毛泽东的这次发言和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有关论述,与陈独秀为代表的对中国农村各界的认识,有个原则的区分。陈独秀等把小地主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则是把自耕农认定为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还不是十分精确,他已经注意到“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系在一起”,但对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还把握不准。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将二者并列为农村的中间阶级,认为“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 )。显然,毛泽东的划分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他实际上是将小地主归为“要根本取消的地主制”范畴,并与对待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政策。随后的斗争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的主张,比中央关于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更能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后来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写道:南昌起义“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到:‘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三 北伐战争前期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的发动准备。他又召集了两次调查会,然后草拟出《土地纲领数条》交湖南省委讨论,并呈报中央。其中他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给愿得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 这个规定相比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有所退步,主要因为它混淆了小地主与自耕农的界限,实施起来会侵犯中农的利益,引起中农的不满。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这里我不想引用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记录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委讨论此问题时的发言, 为毛泽东辩解,因为那个发言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认为毛泽东当时确实有过没收一切土地的设想,这在他后来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可以得到印证。问题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与“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或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这两个政策,哪一个更能吸引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土地革命呢?哪一个对推动当时的土地革命更有力呢?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断言:“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 的确,在土地革命发动之初,为了鼓动最大多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参加,有瑕疵的前者肯定更能搅动这一潭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死水。毛泽东关于小地主的土地也要一并没收的主张,如同他坚持打出共产党旗帜的主张一样,在一个月后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和赞同。中共中央在指导发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纠正了自己过去的意见,批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政纲,指出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可以妨碍革命发展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这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要想领导民族运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 。在土地问题上,会议没有继续提出没收大地主等土地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正如王若飞所说的,“还不如北京扩大会议的决定” 。会议提出要实行减租减息,“限制最高租额,农民所得至少占百分之五十”;“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能过二分五厘” 。在《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 中,还决定把“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等要求,作为目前在广东用以号召农民群众的“最低限度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的设想,不是凭空想象或是根据上级的指示,而是源于他的调查。他在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一切从群众中来,注重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显着的工作作风。不仅如此,他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的设想,还和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对贫农问题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他根据长沙的调查得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占百分之十”。因此,他认为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大群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与充分肯定贫农的重要作用相比较,前文已述,毛泽东对包括自耕农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作用的评价就淡化了许多。这可能是左右他制定“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政策的思想因素之一。无论如何,必须看到,毛泽东这一时期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对没收和分配土地标准问题的探索,尽管尚存缺陷,但毕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得出的(他在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和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对农村的阶级、阶层又有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毕竟是在农村斗争的第一线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干部调查研究得出的,诚如他自己所言,“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他针对当时“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这种反常现象,发人深省地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这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继“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外的另一句至理名言,实际反映的是中共的群众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北伐战争的推动下,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到1926年11月,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成立的县农协有49个,农会会员达到136万多人。湘潭、郴县、汝城等地相继召开了全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普遍提出了减租减息等要求。衡阳通过减租,全县恢复了1916年前的较低的租额。安化县的减息也取得成功,全县由月息七八分减为五六分。浏阳通过减押斗争,实现了每石租谷只交押金2元。桂阳县通过斗争,由交租6成减为5成。这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通过了地租问题、田赋问题、取缔高利贷等一系列决议案,指出“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应减少租额5%至30%,利息不超过20%,农民历年欠交的田赋应请政府一律豁免,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应一律废止。这次大会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农民运动和减租减息斗争。

必须强调的是,毛泽东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探索,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当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党外,其成就尚无人能及。他在秋收起义前湖南省委讨论土地纲领时发言的精神被彭公达概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即“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稳住富农,整个地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土地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地主家庭,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 这是中共第一个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个在刚刚要起步的阶段就拿出来准备实施的土地革命路线,但是,和后来成熟的土地革命路线相比,其基本精神和大体轮廓已具雏形。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和解剖中国农村成为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常态。此后,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依据他在大革命后期已经运用的方式、方法,开展了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农村调查,经过不断地完善和修正,终于制定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及相应配套的标准和办法,在中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与此同时,湖北咸宁于1926年秋组织了农民协会,规定减租25%,借债利率不得超过2分,并提出取消苛捐杂税、豁免灾区钱粮、禁止地主提佃等主张。天门、武昌等农协及夏口农民代表大会,也提出减租减息的要求及注意提佃、夺佃、争佃等问题。1927年3月,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地租、利率问题等35个决议案。同年2月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决定田租一律减少25%。除此以外,陕西、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四川等一些地方,也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反苛捐杂税、反土豪劣绅等斗争。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000万人以上。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给了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援。

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就是夺取政权。毛泽东是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并且他认识到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是“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那时,毛泽东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农民运动最本质的问题是推翻现政权,但在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之初制定全国农运计划时,还没有把夺取政权列入农民运动的重点,他是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从农民自发的行动中,才感受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他在给中央报告中写道:“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认为“在湖南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乡村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行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的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发生农民孤立的危险;农村中的农民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以后决无可言。”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运动、要不要准备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逐渐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积极推崇的农民乡村自治,从表面看来和中共中央自国共合作前后就一直热衷号召的国民会议运动是一致的。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共中央仍然希望“由行使国民革命领导使命的国民党”,出面召集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其他各界职业团体来推举多数代表,举行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和乡民会议,以产生新的政府。毛泽东所说的乡村自治看似其中的一环。但是,深入地分析看,毛泽东提倡的乡村自治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采用什么样政体形式的问题,而他主张的是“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他说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乡村自治,不只是一个政体问题,其实质上还涉及一个国体问题,即由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以发动和支持广大农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专制统治的基础,作为他政权建设的出发点,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显示出其卓尔不群的真知灼见。

以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代表,一部分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并积极为开展土地革命作准备。在1926年5月3日开学的第六届讲习所上,毛泽东系统地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他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系统地调查研究有关农民土地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租率、主佃关系、利率、田赋、厘金杂税及临时捐、抗租减租抗粮平粜情形、地主的来源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等,并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到11月,已出版了17种。

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毛泽东在酝酿发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关于政权问题的见解,与他关于必须高举共产党的旗帜的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已经变质的武汉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运动”,重新建立一个“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而毛泽东,如前文所述,则是依据他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坚决主张放弃国民党的旗子,改用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这是毛泽东在政权问题上的最核心的见解。由此而来,毛泽东在新政权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央有所不同的一些独特之处。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于7月20日提出一份《广东农村调查计划》,要求着重调查“广东土地关系”,并在广州举办调查员训练班,由苏联顾问、毛泽东、罗绮园等人,分别讲授《土地问题的理论》、《共产国际、苏俄与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等课目,准备训练完毕后分赴各地调查两个月,到1927年1月“根据调查的所得订定新的农运计划” 。广东省农协在8月召开的执委扩大会上,根据这个计划相应地作出了《调查工作决议》。

其一,或许是因为所居的地位不同,毛泽东这时对暴动后建立政权的设想基本上是区域性的,而且更多地强调的是可操作性。比如他起草并经中央常委通过的《湘南运动大纲》就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 再如,他在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探讨的也是在湘中一地发动秋收起义,还是在湖南全省发动的问题。他似乎没有登高一呼就能一蹴而就建立起全国性中央政权的奢望。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于建设工农政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论述,但也不能把他当时的这种作为简单地归结为他还不是中央层面的领导地位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主张是有别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考虑的建立中央政府或对政权的通盘设计的,反映出毛泽东务实的工作作风。

8月,瞿秋白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讲授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

其二,具体就湖南的秋收暴动而言,首先,关于领导者。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是主张由中共独立领导;中央是要以中共与国民党少数左派联合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其次,关于政权建设的目标。毛泽东、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毛泽东他们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将暴动的目标确定为“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再者,关于建立政权的步骤。前者主张在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后者强调“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权的性质”,从宣传的角度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此外,关于依靠力量。前者认为“主要战斗者是工农”,所谓“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辅助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份”,“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后者则是要求从组织和政治上加强对湖南国民党下级党部及其左派党员的领导,与他们共同争斗,“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十分看重正规武装对新政权的拱卫作用,认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而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是漠视或重视不够的。可见,二者关于暴动后政权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步骤和方法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10月,张太雷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藏匿而未提出”,“于是辛亥革命就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失败了”。“现在的人民生活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农民政纲是不容缓的了” 。

其三,毛泽东到长沙后曾与苏联驻长沙的领事马也尔会晤,十分认可他传达的关于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共产国际最新训令,并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对此,中共中央专门在8月23日的复信中予以严厉批评。复信强调:“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 乍看起来,中央的批评很有道理,毛泽东似乎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之嫌。但是,仔细分析来看,中共中央的批评依据的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分三个阶段的观点,强调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革命的领导者。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特别强调:“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线的言论。此前,1927年4月由他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中明确写道:“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了,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此后,在彭公达当时向中央转述的毛泽东的意见中也明确写道:“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还可以引据的材料是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他并没有因已经建立茶陵、遂川以及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而混淆中国革命性质,他明确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 事实上,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假,但1917年的革命也不只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包含有不同性质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工农兵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也能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同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上,提议明确规定“二五减租”和“二分减息”。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样,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二五减租”、“二分减息”的建议,成为国共两党一致的主张。

如果说那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肯定是极其牵强和罔顾史实的。但是,他在革命转变时期酝酿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共产党的独立领导,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的正确方向,力主依靠工农大众为主力的方针,从而为下一个阶段的政权建设点亮了指路的明灯,其肇始之功,功在千秋。正是循着这个方向,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后,毛泽东否定沿袭旧套路建立政权的办法,改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然后建立起第一个县级的工农兵政权;随后,毛泽东总结茶陵建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农政权时,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并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以工农民主政权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工农民主政权行使民主革命阶段的专政职责,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联系为一体,夯实了工农政权的执政基础,真正保证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11月,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立即起草了《目前农运计划》。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重申“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

综上所述,大革命失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中共和广大的工农群众遭受了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屈服,他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是这一正确方针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的实践者。但是,面对着突然降临的灾难,究竟应该如何应变,不仅是中共党内、党外,而且包括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都莫衷一是。是继续沿用有着深远和广泛影响的国民党的旗号,还是勇敢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像苏联那样通过在中心城市发动工农武装暴动而一举定天下,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但是如北伐前的广东政府或北伐过程中冯玉祥的国民军那样,设法获得苏联的军援而重振旗鼓是可行的捷径吗?深入土地革命既是民权革命的主要内容,又是动员和团结农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能否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和笼络中下级军官防变问题上的顾虑,使中共中央对没收地主土地的标准和方法问题,徘徊不定;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还是大中小地主的土地一体没收?建立新的政权是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是到底是建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还是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是宣传的口号,还是必须马上实行的行动目标?对于这些问题,一直战斗在革命斗争实践的第一线,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毛泽东,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12月,毛泽东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随后他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严厉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惰农运动”之类的污蔑,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给农民运动以热烈的支持。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探索,是以他以往的理论思索为基础的,是从工农大众的立场出发的,是总结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经验而来的,实际秉承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因而,其结论更合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更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虽然他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远谈不上完备,但却是系统和有效的。他把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转化为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他把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具体落实为举行秋收暴动的行动部署和组织方案,他把贫农作为革命的先锋而倚重、把受中共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的部分正规部队作为暴动的“发火药”、把土匪会众作为在土地革命旗帜下可以号召的力量,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左中右三派的政治态度、认定他们“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他制定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并确定了能动员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得出的数据,未必符合全国各地的实际)投身革命的没收地主等土地的标准,他积极赞同并成功实施了“工农兵苏维埃”这样一个充满号召力的政权建设目标。毛泽东的探索确定了下一阶段革命的领导者,明确了主力军和团结依靠的对象,制定了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阐明了革命政权建设的目标,实际提出和奠定了后来他在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雏形。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选择井冈山而没有选择东固山或南岳衡山为落脚点,是一种偶然;但是选择敌人统治薄弱而又布满能引燃革命烈焰的干柴的农村发展,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他后来分析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五条原因中,党的领导、一定力量的红军、大革命的影响是他在发动秋收起义前就论及的,而他当初关于“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的思想和放弃打长沙的主张,则是他后来关于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进军的思想萌芽。大革命失败之际在革命危急和形势混沌不清的转折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系列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英明抉择,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准备,就没有后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端和前奏。

可是,陈独秀认为当时的农民运动应该加以约束,开展土地革命还不到时候。在1926年12月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他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防止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他虽然也说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但他又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因此应首先满足农民的这些“迫切要求”。他说“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但行动上还未到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斗争” 。鲍罗廷本来主张以赞否解决土地问题作国民党左派的标准,但受到陈独秀反对后,转而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因此会议在决议案中认为组织农会、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在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左派还未出现之前,在实际斗争中不要存在与现在的左派合作去“实行耕地农有”的幻想,“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

还必须强调的是,当年毛泽东的探索,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央有分歧,但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行动中,他不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而且力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并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和使用“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指示。他与中央有分歧的意见,有的是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提出的,也有一些是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向中央报告的,还有的如停止打长沙的计划,是在转战过程中无法请示时临机做出的。即使在已经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经过艰难的行军抵达井冈山并与袁文才等接上关系后,他安顿好伤病员,又率主力向湘南进军,仍是要执行中央的原定计划。只是当得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才率部折返井冈山。这些都反映出毛泽东高度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观念。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一时期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是在贯彻中央总方针的过程中进行的,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执行中央的命令是第一位的。其中既有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又有毛泽东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还有因不明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试图攻打长沙的失误,而尤为难能的是他在此过程中对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执着追求和无畏探索。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在实际斗争第一线对工农群众迫切要求的切身感受,打破了毛泽东“我素以为中央领导同志是正确的”观念,使他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他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判断上级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需要的。他认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应该肯定,这次会议以减租减息等作为当时土地斗争的实际要求,是符合农民运动的实际状况的。毛泽东虽然在这次舍上主张土地革命,会后12月22日他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但是,陈独秀企图以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和工农运动的“左”倾来维持统一战线,却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共产党根本无力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发展工农运动,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要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和武装,而陈独秀当时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想通过妥协退让,通过约束群众运动,来维持统一战线。工农运动中的“左”倾现象虽然需要反对,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束缚群众的手脚,影响革命力量的发展。

总之,在危难时刻的艰险挑战面前,毛泽东的见解和行动受到党内同志的尊重。接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称赞说“我党有独立见解的要算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均提议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以“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和“自己非外面去做工不可”的理由婉拒。 他不仅谢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提议,而且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的邀请,表示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表现出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自力更生闯新路”的壮志豪情。

四 1927年春围绕土地问题的争论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电话13901304764)

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精神传到中国。 中国共产党内关于立即解决土地问题的呼声高涨起来,并就应不应该解决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等等,在党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提出:中国革命最后“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化”,但在当前“采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要看情况而定” 。在这同时于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即贯彻了斯大林的这一精神。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代表谭平山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所载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决议,只有减租减息的条款。 布哈林在报告中批评中国共产党在土改方面不够坚决,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支持民族革命战线的同时,要“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 。罗易则要求国共两党制定一个土地纲领,“尽量明确地提出土地革命问题” 。会议于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如果因为惧怕资产阶级“而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共产党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但对于土地革命如何实行,实行到什么程度,会议还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据实际情况而定。这个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而在“目前就必须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党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个决议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同时又强调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不同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这次会议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指示,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一,只强调土地问题是“目前形势的中心”,而没有强调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十分激烈,他们手里握有大批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以打击地主阶级的破坏和防止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不仅土地革命没有保障,整个革命运动都有失败的危险。以后实践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条重要的教训。第二,会议强调要在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推进土地革命,并且要利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来帮助没收土地,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时虽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支持解决土地问题,但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不赞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分配的,而是主张按照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论,由政府自上而下地逐步加以解决。共产国际不看这种实际情况,硬把巩固统一战线和推进土地革命这两个有很大矛盾的事物扭在一起,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使中国共产党左右为难。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谭平山即说:“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把巩固统一战线放在首位,而不是主张积极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也是产生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第三,会议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同中国的特点和农民的迫切愿望是相背离的。这次会议的以上缺点错误,同它的正确方面一起,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方面如“土地国有化”问题,甚至影响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于1927年初传到中国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各地党组织,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案精神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2月12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由长沙返抵武昌后,在2月16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亦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他说:“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在3月初发表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还提出在随即开始的经济斗争中,要“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并强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2月16日,中共湖南区委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中也提出;“现在贫农中流行的思想是‘平均地权’,他们觉得每个农民应该有两亩田的耕种权”,“必须于最短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 。在3月4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代表在演说中,也一致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将土地交还农民。 3月10日,刘少奇在向出席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和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讲话时,也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支持他们“耕地农有”的要求。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这时也主张解决土地问题。2月17日,邓演达在为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一篇代论中说:目前我们去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要“把土地问题弄个解决” 。孙科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也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回来,公公道道的分配。” 在3月10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全会发表了《对农民宣言》,着重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之成功”,表示“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案》,还规定准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财产,要求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25%的决议,由国民政府加紧筹备“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预备提交下届中央全体会议。这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在土地问题上最为激进的一次会议。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对解决土地问题作了进一步宣传。由谢觉哉主办的《湖南民报》,3月24日发表社论,提出“要从土豪地主手里夺过土地来” 。4月10日,中共湖南省委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由各区乡组织土地委员会,把土地分给农民。同月,瞿秋白在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写的序言中,也提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农民说话做事,到农村去奋斗。

1927年4—5月间,湖南农民首先开始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长沙霞凝乡的农民最早行动起来,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1人分田8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4石,田地被分者甚多。在湘潭、醴陵两县,也有此类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湖北农民也开始分配地主的土地。黄安县牌坊店农协实行“分种良田”,没收了大地主的9石良田;黄梅县蔡山农协,烧毁了地主的田契债券; 有的地主还迫于农运声势,自动献出部分土地。另外,赣西一带的农民也开始起来解决土地问题。 这表明在部分地区,农民的土地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正在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给反革命派一大活跃”。这些反动势力,在各地“派遣党徒,秘密或公开的捣乱” ,使国共继续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发生动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还要不要支持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要不要开展土地革命,如果要开展又如何开展,便结合着要不要出师北伐或东征、南征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共产国际是既主张北伐,又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斯大林多次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已“转变为土地革命”,现在要使“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而且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发动农民“没收土地”,“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反动势力“是不可能的” 。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盲目相信汪精卫,完全肯定武汉政权,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千方百计保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就使这些指示仍然陷于矛盾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罗易各执一端,展开了争论。

这时的鲍罗廷,一反原来支持土地革命的主张,认为在“四一二”政变后,应该照顾军官们的情绪,在土地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 同时应首先进行第二次北伐,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即所谓“先扩大,后深入”。带着推动土地革命任务来华的罗易,则一再反对鲍罗廷的主张,认为应该深入两湖的土地革命,“通过土地革命”等以动员民主力量,并“在农村由农民夺取政权”,“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毛泽东也积极主张解决土地问题,他说:要挽救革命的危机,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而“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 。而陈独秀完全同意鲍罗廷的主张。由于他们的职务高、影响大,这种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在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的意见也是尖锐对立的。陈独秀从维持统一战线出发,主张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4月26日,他在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说:土地问题的解决“甚复杂,牵涉甚大”,“各方面都不能满意”,因而主张把原则和方法分开。原则上他同意“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即没收大地主等土地进行分配;方法上则主张由农政部制订土地改良方案,各省党部、农协然后照它议定实施条例,再“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 。这就是说,他完全主张由国民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则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激烈争论的同时,国民党内部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也进一步激化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积极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在二届三中全会后组成以两党代表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从4月2日至5月6日多次举行会议,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最后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决定没收大地主即沃壤超过50亩、瘠壤超过100亩者之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给无地之农民。但是,这些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审核时,由于汪精卫、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最重要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被决定“暂时保留” ,不予通过。

为了挽救革命的危机,1927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在土地问题上,会前的各种争论,又都集中到会议上。毛泽东把会前各省农协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定的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提交了大会;湖南代表团也提出一个土地问题草案,要求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瞿秋白散发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的小册子,强调解决土问题;罗易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继续批评鲍罗廷的主张,批评那种关于开展土地革命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担心,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但陈独秀仍然主张等待北伐进展后再来加深土地革命,认为这办法“比较可靠些” 。经过激烈争论,大会通过了推进土地革命的决议,批评了过去没有“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的错误,肯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伟大意义,明确指出:“现在决战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是:“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二、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决议案还强调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

应该承认,这个决议案的规定还是比较符合当时国共合作的状况和土地斗争的实际的,与国共两党土地委员会讨论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蔡和森后来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曾说:“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通过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这是“五次大会后的错误”。蔡和森的这个批评有对的一面,但他没有指出,五大的决议没有实行,与五大本身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正确的途径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形势下,五大的任务并不在于规定没收哪些人的土地,更重要的是指明如何去没收土地,如何才能挽救革命,即不要再顾及统一战线的破裂,应该放开手脚去开展土地革命,而大会恰恰没有指出这一点。因此,这次大会没有完成它应完成的任务。

五 陈独秀的右倾和土地斗争的失败

农民运动的兴起,土地斗争的发展,使地主阶级大为恐慌。加之农民运动中发生的有些“左”的过火现象波及军队,引起军官和部分士兵的不满。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夏斗寅、许克祥在5月12日、21日相继叛变,对武汉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从此,武汉地区的整个形势,其中包括土地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自此之后,武汉政权连续发出布告、训令,严厉指责和一再制止农民运动的“幼稚”、“过火”行动,强调“越轨”之行动“必加以制裁” ;公正绅耆“皆在国民政府保护之列”,“不得滥施攻击” ,“对土豪劣绅的惩办等等应按照本党政府最近所颁各种条例,一概交由政府机关办理,不得自由行动。如有违犯,定必严惩” 。他们想制止剥夺地主特别是军人土地等现象,把农运纳入国民政府所允许的“正规”,以此来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这既是汪精卫等人向右转的表现,也是他们一贯政策之继续,“可是土豪劣绅却认为是他们的护身符,利用政府命令来向我们进攻” 。湖南的土豪劣绅利用团防,勾结土匪,对农民进行屠杀,仅在马日事变后的20天之内,长沙一带被杀害者就有10000多人。 湖北全省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每日告急请兵的至少有三、四县,甚至离汉阳十余里的地方也发生了对农民的围杀。到6月上旬,全省被杀害的革命者已在三、四百人以上,和死难农民合计达3000人以上。以前有组织的曾有54县,这时只有23县,而能有力地镇压土豪劣绅的一县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土匪溃兵到处为祸,湖北除夏口一县未受害外,其余各处差不多每天都有屠杀的事发生。 这时的农民运动,“实已走入最危险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形势的急转直下,说明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已经不可避免了。

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如果说,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利益,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应该照顾国民政府的法令,县长国民政府既然已经严令禁止没收大地主等的土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已猖狂地向农民反扑,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已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抛弃对武汉政府的幻想,放开手脚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夺取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所把持的基层政权,大腿反动派的进攻,即坚决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而不应再犹豫不决。在夏、许叛变前,党在领导减租减息和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这是本应来个迅速的转变,可是陈独秀不懂得这个道理,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错误态度。对于土地革命,虽然在一些讲话和文件中还说要加以坚持,但同时又跟在武汉政权后面批评农民运动的“幼稚”、“过火”,强调土地革命要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武汉政权和军队同意的限度内进行。正如后来八七会议所批评的:“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

当时,共产国际也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保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夏、许叛变时,共产国际执委正在举行第八次全会。托罗茨基在会上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继续坚持他会前就已提出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残余,否认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斯大林充分肯定了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坚持要中国共产党深入土地革命,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强调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正是这种矛盾政策的产物。它既正确地指出:必须“由千百万农民群众本身从下面以‘平民’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官僚和寺院等的全部土地”;同时又错误地强调必须竭尽全力保持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联盟,“极其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或那种实质上必然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立场”。

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共产国际发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四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因此,要“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同时,还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机构,编成几个新军,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个著名的“五月指示”,在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共产国际关于要竭力与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框框,它虽然缺乏具体可行的措施,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到达中国的时间也为时过晚,但总的是正确的,为中国革命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

可是,鲍、罗二人都认为这些指示无法实现,而置于一边。鲍罗廷认为“荒唐可笑”,应该“暂缓执行” 。罗易不仅认为难于实行,而且为了拉住汪精卫,他竟背着中共中央把这些指示送给汪精卫看,结果给汪精卫叛变革命找到了口实。6月5日,汪精卫即借口这四条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公然解除了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顾问的合同。罗易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完全是共产国际一直盲目相信汪精卫的结果。中共中央的态度和鲍、罗的态度也是一致的。6月1日共产国际四条指示传来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农民之策略大纲,随后作为《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发给各省委和农协党团。这个通告批评了农民运动中许多无组织的行动,再次申明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应该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它强调这种新的农民运动策略的意义,“就是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这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根本是行不通的。6月4日,陈独秀还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敦促国民党中央加紧实行土地改革,“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也当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国国民纲领草案》时,竟连其中“按国民党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规定没收土地”这样的条文也没有通过,而代之以“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交两党联席会议”。就在这一天,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的《致共产国际电》,虽然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同时却说“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虽然也承认“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又说“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软弱无力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正确的意见。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南来的同志开会,要他们回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有他和潭平山参加的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了一系列训令、文件,要求国民政府惩办许克祥,保护农工组织,号召广大农民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 在6月10日前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蔡和森也提出了一个关于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关于湖南的决议案大要是: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地解决马日事变问题,要坚决号召广大农民以自己的努力解决许克祥,自动地没收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并在斗争中发展农军至5万以上。在关于湖北的决议案中,也提出号召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的问题。 6月25日,蔡和森又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置,无异于“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在7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为此他主张办军事训练班。在会上,蔡和森也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 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的主张。

然而,陈独秀仍然对汪精卫、冯玉祥特别是唐生智抱有幻想,犹豫不决,继续寻找什么“中间的道路”。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反共“训令”,要武汉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命令其军队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反动集团的叛变已成为事实。然而,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竟还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十一条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说什么“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群众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 正如蔡和森所说,这次“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 。

在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难以挽救的情况下,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遵照共产国际的电令,于7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而斗争,继续提出 “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解除豪绅地主之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等主张。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至此便完全失败了。

六 北伐战争时期应不应当普遍开展土地革命?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 重要,领导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以至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发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曾经取得重大的成果。在党的幼年时期,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情况下,以彭湃、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广大农民群众为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次力图和国民党一道解决土地问题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朋友们领导农民群众作出的光辉业绩,是永存的。

从以上所述还可以看到,北伐战争时期的土地斗争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来讲,是由敌我力量的悬殊、条件的缺乏所造成的。实践证明,在中国,任何使土地关系发生变革的行动,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造成社会的大动荡。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政权和武装的保障,要想胜利进行是不可能的。即使仅仅实行减租,也非具备一定的条件不可。但是,当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几项最重要的条件都非常缺乏。

第一, 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汪精卫等掌握了大批的军队,而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很少。农民自卫军数量虽很多,除了梭标大刀外,枪支不多,力量也有限。当时湖南全省农民自卫军只有3000支以上的枪支,湖北、江西则更少。加上缺乏坚强的组织和必要的训练,他们很难抵御反动武装的进攻,甚至连反动民团也难以扫除。而各地的反动民团,正是开展土地斗争的最大障碍,不把他们扫除,不要说没收土地,即使减租减息都难以进行。1923年海丰、衡山农民的减租斗争,“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 当时邓中夏便明确指出:如革命武装“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 。李济深“四一五”政变后广东的农民运动被迅速摧垮,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两湖的农民运动被大部摧残,土地斗争无法进行,都是与反动武装力量的强大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弱小分不开的。

第二, 在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一切权力归农会”,乡村政权落在农民手里,但是县以上的政权机关基本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国民党右派手里。农民掌握的乡村政权,由于党的领导力量薄弱,难以给予坚强的领导,而“省的政权,县的政权,我们因为力量和环境的关系,暂时只能促之左倾” ,也就是说,只能对他们施加影响,自己并没有掌握,他们一旦右倾、反动,我们毫无办法。夏、许叛变后各地的形势迅速恶化,土地斗争无法开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十分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农民土地斗争开展的需要。在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已增至200万人,而农村党员仅有1700余人。中共湖南区委便说:“这样一比较,1000人中还只有同志1人,又怎样去领导呢?”当时“各地农运县协在我们手里,区农协间有我们的同志,乡农协没有人。我们的命令,只能到区而不能到乡”,党“不能打入群众中去”,无法掌握整个局势的发展,也难以克服群众中的自发倾向。 到4—5月间,农村党员比这时有所发展,但短短几个月时间,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的斗争实际上便由“哥老会在内把持”,而“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 。这种状况,要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尚且困难,怎么能胜利领导没收土地的斗争呢?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当时的农民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基础是很不稳固的。例如在湖南,1927年春地主豪绅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仍有“很大的潜势力” 。到了3月底4月初,农村斗争已出现一些“危机”。这表现在:1.土豪劣绅在乡村中的势力并没有打倒,反攻起来其势很凶;2.团防武装还多半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仍在屠杀农民;3.许多县长公然站到土豪劣绅方面去了;4.各县国民党党部,特别是下级党部多被土豪劣绅占据,反动的“左社”组织在各县还很普遍;5.土豪劣绅混入农协,或组织假农协来欺骗、分裂农民。当时的形势,已“是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团防、右派分子等大联合反攻的形势了” 。农村里存在这种情况,再加上蒋介石等反动势力相继叛变,整个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农民的土地斗争自然就很难顺利开展了。

当然,从主观上讲,这个时期土地斗争的失败,是与陈独秀的右倾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分不开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在统一战线中要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而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企图以妥协退让保持统一战线,而不是在统一战线已不能保持时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并在土地革命中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为以后统一战线的破裂和防备反动势力的突然袭击作好准备。他的右倾错误,是与党处在幼年时期,还缺乏处理在统一战线下开展土地革命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虽然一直要求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但又要求土地革命必须在保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来进行,要由国民政府来领导,并求得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和帮助。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是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它看不到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的矛盾,始终把保持统一战线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实际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关于大革命后期是否应当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为挽救中国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这样做,所以大革命失败了,这是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不能开展土地革命,如那样做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土地革命应该服从统一战线的要求。第三种意见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作具备的分析,在当时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是不具备条件的,但也不应排除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可能性。这后两种看法是近年来才提出的观点。

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我和梁尚贤合写的《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一文,曾提出在马日事变及武汉国民政府明显向右转以前,为照顾统一战线,不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是有道理的,但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武汉国民政府已经严令禁止没收大地主等的土地,统一战线的破裂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抛弃对武汉政府的幻想,放手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夺取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把持的基层政权,打退反动派的进攻,而不应再犹豫不决。在1986年10月召开的土地改革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 中,我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对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应该给予支持的,但当时普遍开展土地革命一般来说是不适宜的,将减租减息转为土地革命的时机,应该是在马日事变之后,即国共合作破裂的前夕,而恰恰陈独秀等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国共合作破裂的必然性,大胆地、独立地去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还去继续迁就国民党,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我们的上述看法,既不同于主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观点,也不同于认为不能开展土地革命的观点,与主张对地区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观点也不相同,而是认为以时间划线,将大革命后期分为两个阶段,主张采取不同的策略。

我们之所以主张在马日事变前不普遍开展土地革命,是因为当时还处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还在召开土地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统一战线还没有明显出现破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照顾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左派的主张,不能不照顾统一战线的利益。如果在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在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当国民党左派还在积极主张采取适当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撇开他们,单独地去号召普遍开展土地革命,那就是等于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再要统一战线,这样做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策略的。

前已说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是明显存在矛盾的,要想在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开展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必然触及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军队特别是军官们的极力反对。马日事变的发生,汪精卫等人的叛变,虽然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等决定的,但不能说与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没有一点关系。关于马日事变等发生的原因,夏曦当时便认为“就是土地问题” 。柳直荀后来也说:“湖南农民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这样一来,地主大震,因此有5月21日之事变” 。汪精卫更激烈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他后来在讲述国共分裂的经过时,就把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指示从下而上地没收土地作为一条重要原因。他说:这种主张“决不是本党的主张”,它“与本党的主张大相违背” 。

当然,在马日事变和武汉政府明显向右转以前不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并不是不应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对于少数地方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还是应该支持的。到马日事变和武汉政府明显右转之后,就更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因为这时的情况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统一战线的破裂已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再顾虑影响统一战线的问题,而应放手发展革命力量,为统一战线破裂后的斗争,为防备反动势力的突然袭击作好准备。如果当时按照毛泽东、蔡和森的意见,能上山的上山,能下湖的下湖,积极开展斗争,时间还是来得及的,能够积蓄一定的革命力量。这样做,统一战线的最后破裂也许会更快—些,但只要积蓄了一定的革命力量,就能在正式分裂时给反动势力—个反击,起码不会使革命力量遭到那么严重的损失。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为后来的土地斗争积累了经验。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便有了较多的认识,独立地领导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从而把近代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原为与梁尚贤合写的《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斗争》,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后加以修改补充后作为《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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